如果，如果认真的分析，这些都是好消息，证明自庆历战争的磨砺，宋夏军队战斗力快颠倒过来。若正面发生冲突，在相等条件下，宋朝已经远胜于西夏。甚至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多次完成以少胜多的奇迹。
但只是如果。
士大夫看问题听问题往往是用一只眼睛看的，用一只耳朵听的。
郑朗反复灌输，说中庸、三分，中。夫子说以直报怨，非是以德报怨。别扯什么以德报怨，就是作为金字塔最高一层，也是道德君子最高一层的士大夫们，有几个人能做到以德报怨？所以国家以德化治民为主，还需辅助刑律。以礼治国家，还需仪来做帮手。以仁为主宣扬德化，还需义来节之。以恩来对外蕃对百姓，还需威来警戒。恩威并用才是王道。
越怕死，越有人欺负你，越怕事，事情往往越找到你头上。
想要和平，就必须适度的时候出手，外蕃震赅，反而不会轻视，边境和平，万国来朝。宋朝花钱买安，永远是买不来汉唐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不要说西夏，就是交趾仅偶尔来朝，还是打服后来讨要好处的。若不讨要好处他们也不会来。再看大理来了几回？吐蕃来了几回？
在郑朗反复讲解下，如今说以和为贵的士大夫很少了。
但是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在内敛的政策下，已经深入到他们骨脾。
不会说俺是苟且偷安，而说国家。国家那么多弊端，今年大约财政能持平，甚至节余，但不裁兵，一裁兵依然是一个大黑洞。若这时候再来一场庆历那样旷曰持久的大战，国家如何了得？
韩琦到这时候，才明白郑朗为什么大败交趾后，就象逃一样匆匆忙忙逃到潭州。
听到文彦博的奏折，以及许多官员的弹劾声，韩琦有些心灰意冷。他上了一份辞呈。
但很有意思的一幕，未递向西府，反而递向东府。
郑行知，不管以前如何，我现在陕西做得对不对？其实我做了什么，也不过就是筑了一个小堡，何必？为什么你不说句公道话？
郑朗看着奏折，哑然一笑。
人的心路是磨出来的，韩琦王八之气是常期政治斗争培养出来的，此时在军事上依然很有远见。若不改变，连这方面也完全沉沦，最后临终前搞了一个契丹七条，恶心王安石。
带着这篇奏折，来到都堂，向大家传阅。
同时说道：“甘谷城与韩琦并没有多大关系，早在韩琦去陕西前，秦州知州马仲甫因见西夏人屡次越境前来秦州抢掠，故上奏请修甘谷城。韩琦西上后，又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可以，这才上书朝廷，非乃越职言事。我不仅同意韩琦修甘谷城，还同意韩琦于另外一个扼要所在，再筑一堡（哪里，郑朗怕西夏得知情报，未提）。当时诸位也有臣工在列。为何？不能让西夏再将势力往现蔓延。再说疆界，就算我朝内敛，不侵夏境，真宗时仅默视西夏侵占灵州天都山，自萧关、天都山往南，皆非是西夏国界。就算庆历议和，西夏仅是南达北会州兰州西侧，以阿干城为界。南会州以及东兰州、秦州以西大片土地虽是蕃人领土，实际皆是我朝羁糜所在。也没有与西夏议和，将这些疆界划给西夏，大义上仍是我朝羁縻地。在我朝羁縻地上修一两个小堡有何不可？”
顿了顿又说道：“这是国家出现亏空，所以我才不为，否则我会以岁赐为胁，逼迫西夏退到阿干城以北去。暂时默视，但不能坐视他们继续往南发展，否则如韩琦书奏里所写的那样，后果不堪设想。至于韩琦本身，功过也就莫要再提了，无论怎么说，两朝顾命之功，国家安稳过渡，多少也有功劳的。出问题不怕，就怕的是我们不去想办法。让狼叼去一只羊，还有几百只羊在，得立即补牢。况且再议论下去，对先帝名声也是不美。”
赵顼喃喃道：“包容啊。”
政治斗争有多残酷，他是懂的，父亲临终前，韩琦与欧阳修的急吼吼做派，他也是看到的。
韩琦、欧阳修与郑朗之间的矛盾，大家也是知道的。
然而在一片倒韩舆论声中，郑朗却坦然将责任接了下来，何其不易。
暂时使士大夫议论声平息下去。
然没有用。
因此为一件事，地震！
七月，京师地震。几天后再震，不但再震，这天天气很古怪，房子在摇晃，老百姓一起跑到街上，但外面一把狂风暴雨，站都没有地方站，只好提心吊胆地再次躲回房屋。傍晚，暴雨停了，月亮出来，百姓们才松了一口气。至少能在大街上站一站，此时呆在房屋里十分地不安全。天气正热，于是百姓一个个将竹床抬出来，就在外面睡觉。包括御街，人命关天，不顾什么规矩了，御街的中间也睡满出来避灾的百姓。
雨过天晴，月亮喜人，不过大家皆没有心思，一起看着地面，轻微的地震还好一点儿，若再大一点，有可能将房屋就震倒了。有的百姓勤快又胆小，将家中的财物又一起搬到街上。京城乱成一团。忽然间，天色暗了下去。月亮被天狗吞了，月食！
复震、苦风凄雨、月食，三件事拧在一起。
第二天不地震了，百姓一起回家，只是在街上丢下一堆又一堆的拉圾。
天文官进奏，说宋朝原来的《明天历》有错误，必须重新造历。古代人智慧不可小视，什么时候刮风下雨，没有办法预料，但是在某些天上造诣惊人。后世之人全盘欧化，连历法也是西方的历法，实际沈括早在一千年前就创造了《十二气历》，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气三十一天，小气三十天，标准不亚于西历，可在季节上却更科学。
包括许多次月食曰食，天文官们往往也能预料出十之**。
此次没有提前算出来，就是历法错误，需要重新修正。
赵顼立即准旨。
与历法无关，与地震都无关，而是地震所带来的影响。
知开封府吕公著不咸不淡地上了一奏：自昔人君遇灾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尽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唯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唯恐不合于君，则其势易亲；正人唯恐不合其义，则其势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月食地震，得上书的，不管什么话，皇上你自己儿要稳住。
马上各种奏章就来了。
郑朗改革最后收官阶段，做了大量的退让谦让让步，然而不可能全部让的，那样必然会失去震慑力。一部分契股送到钞行拍卖，再闹也闹不回来了。一部分罚款送入国库，一进入国库这个无底洞，迅速花掉，也收不回来。
绝对不是敛财，若是敛财，若将所有契股便卖，罚款扣留，朝廷最少能得五千多万缗收入。但郑朗果断地将大多数款项与股契一一退回。然而反过来说，若不这样做，郑朗马上会与王安石一样，天下人反对之。
朝廷困难如此，依然没有动心。大多数豪强折服。这是退回来的豪强，以及没有碰到的豪强。可极少数豪强股契没了，耕地被四等以下户瓜分，罚款也罚了，人也关进牢城。
这些人会不会痛恨？还有一些士大夫在此次折腾下，或罢官或贬职。就是保住官职的，也有一些士大夫痛恨。
还是改革，不是革命。
革命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包括武则天那次所谓的革命，都不能叫革命。真正在建设当中，只有一次革命才算是真正的革命。未成功，因为建国产生的权贵，革命平息下去后依然还是他们。
就是武则天那次伪革命，从官员到权贵到百姓到将领，杀死了多少人？
此次改革仅能说是一次凶悍的改革。郑朗动作大，收得也及时。但让郑朗一个人做是不行的，故明确划定各州县与作监官职名额，为保住官职，知州找下级官员的错，京官找地方官员的错，下级官员举报知州的错。八个月时间内，几乎每一个官员的老底子都纷纷揭开。有好事，因为此次折腾，许多官员生起仇恨之心，这个不怕，本来官场就是最黑暗的地方，怕的就是他们抱成团。然经此次大伤后，估计二十年时间内，大家是无法抱成两派了。
有的官员虽保住官职，可老底子却存了档。若没有这次改制，老底子怎么会被翻开？
无论郑朗最后怎么让，恨的人同样大有人在。
地震来了，月食也来了，机会也来了。
赵顼借侍讲的名义将郑朗召入内宫，踱来踱去，道：“庆幸庆幸。”
“运气运气。”郑朗也抚胸。
赵顼庆幸的是改制结束得及时，下面一些官员豪强如何拿这件事做文章，终是过了两个多月。改制进行了八个月时间，为什么没有天兆发生，反而在两个月后才有天兆？
难道老天在那八个多月内在打盹？
无论怎么做文章，也做得十分勉强。并且郑朗明智地说了一句，停一停，消化消化。因为改制已经带来搔动，先将它稳住，才能着手第二步改革。不然此时在发动第二步改革，会更乱。
郑朗也感到侥幸。
还好还好，史书关于赵顼这一段历史多是胡说八道的，什么样的妖蛾子，不可思议的传闻都敢往史料里塞。但没有在天气上做文章，此次地震记载得准确。若再早或再晚，后果不堪设想。
一君一臣，一小一老，后怕之下，差一点拍手相庆。
高滔滔在帘后捂嘴偷乐。
郑朗在教，她在旁听，赵顼才二十岁，毕竟受年龄的约束，听起来还十分吃力，高滔滔则不然，她能吸收大半进去。郑朗进宫侍讲，从不讲经义，那玩意儿讲的人太多，无论富弼与曾公亮，或者现在郑朗进谏下，文彦博也有了侍讲的资格。还有低一层的，如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多是讲经义。
真的很有好处的，讲经义是借口，讲的还是治国道理。多人侍讲，赵顼未能全部吸收，也不可能全部吸收，姓子仍然毛躁，但却在不知不觉地缓慢成长着。
高滔滔对经义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乃是郑朗侍讲，讲的就是如何治国用人处事修身。若赵顼继续成长下去，郑朗在中间最少占一半功劳。
至少高滔滔在显著成长。
依然不如赵祯与刘娥，不是智慧的问题，乃是经历。刘娥随刘美自四川来京打工，没有想到京城难混，不得不抛头露面卖艺谋生，东京城鱼龙混杂，想立足何其不易。这是初次养成。卖给宋真宗，若没有后来种种，顶多只能算做一个机智版的张贵妃。又让宋太宗赶出王府，呆在张耆家中一呆就是十几年，难得的她没有放弃，而是利用这十几年刻苦学习，使得自己变得不但具有智慧，并且多才多艺。这份艰辛与坚忍的生活，高滔滔是没有过的。
赵祯同样如此，少年时让寇准抛了出来，差一点命在旦夕，后来又让刘娥生生打压了十几年，赵顼身上也没有这份难熬的时光打磨。两人上位几乎就象水到渠成一样。
郑朗也未指望他们能达到刘娥与赵祯高度，通达一大半，母子合力，国家就幸矣。
高滔滔在成长，又经常过来侍讲，对郑朗更了解。了解了也觉得后怕。
这些人乃是极品，很少见很少见的那种极品，功名利禄对其诱惑力很小很小。
未必所有人主都能用得起这种人，就象桓温见王猛一样，一边捉着虱子一边与桓温说话，桓温开始不在意，结果越听越惊奇，说跟我走吧，保证重用你。王猛见桓温没有经营关洛雄心，一扬手走了，荣华富贵算什么，江南望姓王谢桓顾算什么。想要用好这些人，不但要付出诚意，也要人主自己有吸引他的地方。
就象自己丈夫，想用此臣，多半不容易。
算是猜对了，若是生活在赵佶赵构年代，有两种选择，一是立即去江南，二是造反，想郑朗象现在这样拼命，那是万万不能的。
至少如今此臣对儿子不亚于对姑父。
她在帘后问了一句：“郑公，人道与天道是否有关联？”
“回禀太后，臣在格物学里写了一些有关地质还有天文的原理，地震乃是地壳运动的产物，月食乃是大地与太阳月亮运行轨道的产物。当然，未必对，有待验证。不过天道地道如此广远，以臣的智慧如何悟得透呢？臣所写的仅是沧海一粟，不，连一粟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粒浮尘。”郑朗道。得说谦虚一点，不然会让这个强太后产生忌惮。又道：“天道太远，地道也博大难知。人道仅是天地间的缈小一物，或者稍稍影响地道，但以现在的能力，绝对不可能影响到天道。纵然没有人类，天道照样还能运行。故老子说天地视万物若刍狗也。比如唐高宗大治之时，灾情不断，天道何在？比如仁宗大治时，灾情更多，又祸连兵事，天道又何在？不过灾害发生了，作为君臣，当为警戒也。太后乃是英明太后，陛下乃是英明陛下，若有不肖子孙，权利又无限的大，若没有上天约束，欲所欲为，祖宗几百年基业往往就能败于一旦。”
“郑公，中的，上天多少还是要敬畏的。”
“正是，就算是天道无情，天道不会在乎人道，但人道必须依天而行，若妄图连天也胜之，往往是自不量力，自败也。”
“西人如何对付？”
“不能太软，不能太硬，适中罢了。若他们继续侵犯我朝，我朝也能偶尔出击。若继续攻击，一边防御一边断其岁赐，绝其互市。若以和平友好，我朝也以和为贵。但很难，臣不久前与富弼谈过西方的事。梁氏虽为汉女，叛夫杀夫，不守妇家本道，而且心狠手竦，诡计多端，其凶残不遑让元昊多少。恐以后我朝难以安心也。但也无妨，只要我朝能缓过这口气，以梁氏之姓格，主长母壮之时，西夏必发生严重分岐，这个心头大患要到收拾的时候了。若没有这个祸患，仅西方驻军一年的军费就能节约两千万缗。就算不裁兵，将粮草运向河北河东，也比运到陕西缘边地带节省一半有余。那时候专心对付契丹，契丹将不再是我朝之害也。”
“主长母壮？十年后？”
“未必是十年，但也不过是十几年，那时候臣六十几岁，还能侥幸为陛下出力也。若是西夏平，再经几年整治，西方大安，臣就快到七十岁了。臣说七十劝退，那时臣心愿也了，能致仕了。”
第一次，郑朗说出他心中的计划。
“幽云十六州……”赵顼急切地问。
“陛下，不能急，事情得一步步地做，不要说我朝武力不及唐朝，即便是唐朝，过于穷兵黜武，最终也没有好下场。臣反对苟且偷安，也反对穷兵黜武，切记切记。”
赵顼眼中有些失望。
郑朗同样心中也有些失望。无奈也，战争不是开玩笑的，特别是在宋朝，用兵成本极其高昂，这十几年时间能将数个难关攻克下来，那就算是做到极致。想吞下幽云十六州，怎么可能？除非改革整个宋朝制度，恢复汉唐重用武人的措施，那样，还要经过十几年的磨砺，才能磨出一批精兵勇将，但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是否可能？
若继续用这个制度，战争会打得十分辛苦，即便夺下幽云十六州，契丹必拉开反复的拉锯战，除非生女真提前崛起。那又是不可能的，没有完颜阿骨打率领，少了这头狮子，也不过是一群无头领的散狼，根本危胁不了契丹的统治。况且郑朗也不希望生女真崛起，那将比契丹更难对付。
说了很久的话，郑朗离开内宫。
弹劾声越来越多。
还有呢，地震远没有结束，八月还会来，一震二震。
若换成韩琦，会暴跳如雷，若换成狄青，会郁结背疽发作，若换成岳飞，会对着寒夜低唱：知音少，弦断谁人听。
但郑朗不同。
看着一些大臣弹劾自己的奏折，有的人说得十分难听，说之所以天兆如此，乃是巨歼当朝，王莽隐生。隐指别看郑朗做得好，那是在做伪的，早迟会变成王莽。
郑朗早有准备。
在朝会上努嘴示意，让侍卫抱上来厚厚一摞奏折，说道：“这些都是弹劾我的奏折，将它们搬出去，烧掉吧。”
不存档了。
又说道：“陛下，这些奏折里说朝中有王莽当道，臣不知道说的是谁？”
大多数大臣莞尔。一些人借天象攻击郑朗是知道的，许多大臣同样认为郑朗做得太急躁，但说郑朗是王莽，确实在胡说八道。
赵顼也莞尔一乐。
“诸位臣工，刚才烧掉的皆是弹劾我的奏折，有的确也言中其事，不管怎么样，面对这场国家财政危机，我做得是有些急了。天象彰示着什么，我也想不懂，上天遥远，一个凡人怎能明白他们的想法？做得急，也出现一些弊端与不好的事，若此，诸位进谏，我很欢迎，可有的人别有用心，我也不追究，故将它们一起烧掉。还望诸位臣工看在国家危急的份上，抛开私人恩怨，舍小家顾大家，协心齐力，将这场危机度过去。以后还可以进谏，只要是我做得不好的地方，皆可以直言以谏，以正言路。况且人无完人，如何能做到十完十美呢？但是国家弊端很多，已到了几乎积重难返的地步。若改，必会牵连到许多人的利益。我会做一些谦让的措施，不过想使每一个人都无损而受益，圣人在世，也难以办到。改，国家还有生机，不改国家会越见堕落，危矣。我受仁宗临终嘱咐，陛下宠爱，既接手政务，必须将这些困难挑起来，也必须一步步地改良，使国家重新走上正轨。我修的是夫子之道，夫子之道壮王室，遵礼法，强国家，富百姓。若是别有用心，对我抹黑，对我诬蔑，也无妨，在此，我可以给一个答案，大道之心，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