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等盟国在这个时候要求出兵协助中国军队作战，都是希望在已经能够看到胜利的时候抓住最后的机会，在美国战场上获得一席之地，从而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打算。
印度总理首先站出来，不是在借此机会向中国挑战，而是希望能够巩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从而使其在南亚的地位得到中国的承认。当时，印度的基本战略不是称霸南亚，而是成为中国在南亚的代言人。
说白了，印度早已没有了野心，现在甘愿充当中国的地区操盘手。
当然，也不能说印度没有野心，只是印度的野心不再是成为世界大国、更不会为此挑衅中国，只是希望能够在中国主导的新世界里，成为中国的头号盟国，从而成为新世界里的老二。
事实上，这与半个世纪前的日本非常相似。
紧跟着印度站出来的是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印度，即不希望印度发展壮大。
在巴基斯坦的战略中，亲华遏印是重中之重。
如此一来，巴基斯坦就得遏制印度，阻止印度成为东方同盟集团中的老二，至少也应该获得与印度同等的地位。只有这样，在战后的新秩序中，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地位才能得到保证。
第三个挺身而出的是印度尼西亚，其目的与印度相似，即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代言人与头号地区强国，在协助中国控制东南亚的同时，获得该地区的最大利益，以维持本国的高速发展。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为何会积极提出向美国出兵了。甚至连新加坡都以准盟国身份提出，愿意在美国战场上出力，帮助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
当时，新加坡甚至成立了一个“亲友团”，由民间知名人士组成，专门跟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拉关系，甚至还有几个新加坡的知名商人与黄瀚林是老乡，提出要回故乡发展，帮助故乡的现代化建设出力。
问题是，中国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了。
事实上，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即便按照人均国民产值计算，中国也不比美国差多少，如果以购买力为标准来计算人均值的话，中国则超过了美国。至于所谓的“现代化”，中国就是标杆，其他国家都得跟着学。比如，中国在战前就实现了电力免费供应，而生产发电原料、维持发电站、建设电力输送网络与电力基础设施的费用，全部由政府税收承担，居民在全国平均水平内的电力使用全部免费，只有超过平均值的部分才需要交纳“社会公共资源占用税”，而这笔每年有上万亿元的税收，全部用来维护国家电力基础设施。要知道，在战前，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电力免费供应。此外，城市供水、生活用燃气供应、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使用权等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资源，要么已经实现了免费、要么在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免费，即国民的基础消费都通过税收支付。
什么叫现代化？
这就叫现代化，而且是比西方国家还要彻底的现代化。
当然，中国立下的标杆，还不止这些。
当时，中国已经完全废除计划生育制度，开始鼓励国民生育后代。原因很简单，在获得了几乎无尽的能源、以及农业生产不再需要依靠土地之后，一个国家能让多少国民过上富足的生活，不再由自然资源决定，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或者说是生产效率决定。以中国在战前的生产效率，一个劳动力就能养活十个、甚至更多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对中国已经没有明显影响。
为了鼓励生育，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规定一对夫妇在生育子女之后，其中一方可以不参加工作，由政府通过社会公共保障基金，提供相当于当地平均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社会抚育金，而出台这项政策的根本理由就是，孩子不是父母的个人财产，而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因此社会有义务承担抚育责任。如果夫妇养育的子女达到或者超过三个，那么在最小的孩子年满六岁之前，那么该家庭就能获得相当于当地平均收入百分之二百四十的社会抚育金，而且在最小的孩子年满六岁之后，夫妇中的一方能够在未来六年之内，继续领取相当于当年平均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社会抚育金，直到找到合适的工作为止，另外一方则能在半年之内接受由政府提供的再就业培训。
可以说，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人口结构。
要知道，在全球自然灾害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降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最低的时候在七亿左右。随后十多年，人口逐渐恢复正增长，并且在大战爆发前五年，迎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除了鼓励生育，中国还在其他社会福利上进行了全面改革。
教育制度上，除了全国性质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之外，部分较为富裕的地区还出台了更加详细的教育政策。比如在上海与广东，十二年义务教育分成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与国家基本义务教育一样，第三阶段则分成了两种形式，一是三年的劳动技能培训，二是三年的素质培训。前者，主要面向社会工作岗位，由政府与用人企业协商，确保接受了劳动技能培训的学生能在出身社会之后找到工作，就业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者，主要面向高级教育，即在结束三年的素质学习之后，学生将向大学提交入学申请、参与大学的入学录取考试。
最初的时候，参加素质培训的学生非常多，毕竟传统教育观念摆在那。
只是到二零五零年前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主要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反而不如掌握了劳动技能的中学毕业生，而且大学毕业生在工作的前十年的收入，比中学毕业生低了百分之二十，随后十年与中学毕业生持平，要到二十年之后，才超过了中学毕业生，而在二十年之后，大部分掌握了一技之长的中学毕业生已经是所从事的工作中的骨干了，收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再说了，谁愿意在四十岁之后才发迹？
结果就是，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天平开始倾斜。虽然在大战爆发前，两者还没有达到平衡状态，但是只要发展下去，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就能达到平衡状态，从而避免出现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
要知道，大部分社会工作岗位，实际上都不需要大学生，技能娴熟的中学生就足够了。
在医疗方面，虽然中国在大战前还没有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但是在大战期间，该制度已经得到落实，常见疾病都在免费医疗保障的范围之内，而且凭公民身份证号码来获得对应的医疗保障服务。
有趣的是，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的时候，中国的税收比例并不高。
大战爆发前一年，中国的税收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七，而且包括了地方税收，比社会福利相当的北欧国家低了大约二十个百分点，比法国、德国等高福利国家低了十五个百分点，比美国都低了五个百分点。
当然，西方国家觉得中国的税收比例有很大的水分，实际应该在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五之间。
事实上，就算按照百分之五十五计算，也低于北欧国家。
导致中国在实现高福利的同时，保持低税收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聚变核能带代表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的总体成本，使政府在维持较低税收的时候，能够实现高福利。
当然，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中国实际上是在用整个地区经济体来供养几亿国民。
要知道，与美国为主的地方经济体相比，以中国为主的地方经济体中，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了许多。战前，只有中国算得上是真正的发达国家，像发展较好的巴基斯坦、朝鲜与马来西亚等国，只算得上是准发达国家，而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都还不是发达国家。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中，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与英国都是发达国家，墨西哥、巴西与南非是准发达国家，即便是发展中国家，总体水平也比较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战前的基本社会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取胜的基础。
要知道，在富裕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正是通过过去近四十年的对外扩张，打下了国家强大的基础，让公民富裕了起来，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满足，或者说都知道，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捍卫幸福的生活，也才能获得更加幸福的未来。
结果技术，在战争爆发后，中国公民的积极性最高，远远超过美国。
这种积极性，在战争中转化成了强大的战争实力。(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