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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浮生 晚唐浮生 第1352节

作为北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南京的生活,习惯了这里的天气,习惯了这里的环境,习惯了这里的物产,习惯了这里的人。

江南,其实很不错。

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别有一番远离是非之地的安宁。

市面上还有许多来自外洋的商品,能够满足他们的诸般享受。

待久了之后,打心底地升起一股懒散的念头,只愿就这么过下去,什么都不去想。

邵勉仁其实也有这种感觉。

当年在牂州当刺史的时候,心神时刻紧绷着,动不动就担心哪里又有民乱了,需要镇压。

物质上并不丰富,但习惯了之后,也没什么。

唯有江南,最是消磨人的心志,怪不得古来都出偏安政权呢。

“世上无不散之筵席。”来到码头边后,邵勉仁转身,对相送的南京官员们行了一礼,道:“诸君请回吧。”

※※※※※※

船只当天下午就驶入大江,顺流而下,直趋广陵。

三月间的大江上,船只已然不多,偶见几艘,也多是离开的。

外洋海船并不仅仅是在沿海城市活动。事实上,内地很多城市,也是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会顺着内河逆流而上,推销商品,采买货物。

唐宪宗年间状元施肩吾曾经过桐庐县,当时就见到了胡商——“荥阳郑君游说余,偶因榷茗来桐庐……胡商大鼻左右趋,赵妾细眉前后直。”

值得一提的是,施肩吾晚年,举家移民澎湖列岛。他发现岛上没有常住居民,只有季节性过来采珠、捕鱼的“岛夷”,且到处是腥臊之气,有《题澎湖屿》一诗。

钱塘江沿岸如此,长江两岸就更不得了了。

苏州、润州、常州、扬州港口密布,海商云集。因地接物产更丰富、更富饶的北方,扬州广陵成了第一大港口,常年居住着数万胡人。

中唐以来,胡商屡遭广陵的节度使、大头兵们勒索、抢劫,但“初心不改”,就是不走。

“真是一条流淌着黄金的河流。”邵勉仁手扶船舷,感慨道。

路过的外洋商船吃水很深,很明显满载了。

他们有可能直接回国,也有可能到别的地方出售货物,在夏天的时候再返回大夏——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大食人,并不仅仅经营本土与大夏之间的长途远洋贸易。

大夏内部各州、周边各国之间的船运,也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殿下,朝廷越来越重视海贸了。这个买卖,实在太惊人。若非来到南京,实难相信。”魏王府长史王贞白手握酒杯,凭风而立,十分潇洒。

邵勉仁看了他一眼,道:“这酒还是少喝为妙。”

放荡不羁的才子,就是这个样子。

王贞白的心中,对前唐还是有相当留恋的,邵勉仁很清楚这点。若非他多番延请,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出山,到他这个没甚前途的王府担任幕僚。

此时他手中握着的,是用龙脑油(樟脑)调制的所谓“香酒”,在士人之中非常流行。

邵勉仁觉得此物怪怪的,不愿喝,也劝王贞白不要喝。

“殿下。”王贞白笑了笑,将酒杯藏在身后,道:“《致治·地理》中提到,天气一年冷过一年。这么多年下来,仆也有同感。就以江西为例,沼泽退去,淤出了不少陆地。百姓争相垦之,收获颇丰。如果这么继续冷个几十年,江南会变得更宜居、更舒适。田地更多,物产就更多,外洋商人也会更多。”

“你说得不错。”邵勉仁看着浩浩荡荡的大江,道:“别的不谈。而今天下各处皆用煤,北方河流少,能用船运的地方不多。有些州县,甚至在用马车、骆驼运煤,价钱非常昂贵。”

“再说这铁器。杨行密在宣州所置之矿监,打制出来的铁器、甲仗,顺流而下,一船可运数万件,数日即抵达南京、广陵,还非常便宜。”

“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等,有江河水运之利,一切都太方便了。”

交通运输成本,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生产端需要降低运输成本,销售端同样需要降低运输成本。

在这方面,江南的优势真的太大了。不仅仅是运输干线长江,还有众多支流,共同构成了庞大的水运网络,天然适合发展工商业。

邵勉仁在南京七年,对江南的水运之利知之甚深。

在去年,他直接上疏,请在南京建船坊,大造船只,以通海贸之利。

圣人许之,但没有让朝廷直接出面,而是令安南商社派人至江宁府,觅地建船坊——如果建成,这家商社就拥有泉州、南京两处码头及船坊,实力不可小觑。

“殿下曾有言,以江南之财货,养北方之劲兵……”王贞白说道。

“这是圣人的原话。”邵勉仁打断了一下,更正道。

王贞白不以为意,继续说道:“这其实是至理。北地诸多港口,折腾得再狠,又能得几个钱?淮南、江东、江西三道,每年解送洛阳的财赋,早晚会超过河南、河北。大夏立国百年之后,淮南、江南当成第一财赋重地。”

王贞白是江西人,对自己的家乡十分自豪。

在他看来,经历了整个唐代三百年的大力开发后,江南已经到了超过河北、河南的前夜。

安史之乱后,前唐收不到河北的赋税,河南、河东的钱粮也要尽可能留在当地,供养几十万武夫。长安天子、百官、禁军,全靠江南运过来的钱粮养活。

时至今日,江南已经不缺人了——晚唐时期,人烟稠密的太湖流域,就普通民家而言,多的十余亩地,少的五亩、七亩之类,比北方少太多了,但可以稳定种植水稻,收获较多。

在王贞白看来,江南已经不需要移民了,单靠现有人口,就可以快速发展起来,成为国朝的财赋重地。

有夏一朝,都将是江南赋税养北方劲兵的模式——不一定需要南方的粮食,但钱一定是要的。

只可惜,因为是杨吴旧地,被征服的时间也晚,江南的地位有点低。

淮南、江东、江西三道,只各有五个进士、一个农学名额。但陇右、河西二道,都能中四个进士、一个农科,他们哪点比得上江南这个人文荟萃之地?

拥有十几个州的河东道,全道户口加起来,也只有江南两三个大州那么多,却拥有五个进士名额、一个农学名额,这不是欺负人么?

河东,就那么重要?

“让你少喝点酒。”邵勉仁摇头失笑。

虽然他也看好江南的发展,但这真不是钱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开国初年谈“兵”,开国百年后谈“钱”。江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将来的地位,肯定会慢慢上升。至于能上升到哪一步,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座船当天晚上就抵达了瓜洲浦。

即便是在夜间,这里仍然灯火通明,桅杆林立,让人看了十分震撼。

空气中都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第006章 兄弟

仆婢们在船上生活做饭,烟火气四散。

邵勉仁在舱室内待得烦闷,于是放下手中的《刘宾客嘉话录》,来到甲板上吹风。

《刘》是一本杂记。前唐懿宗朝,义武军节度使韦绚所著。

书中提到一个叫李约的人,在江上行船时,与一个胡商舟楫相次。当时胡商重病,一再邀请李约上船,然后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价值连城。

胡商死后,李约将其钱财数万缗送官,为他两个女儿找了夫家,又悄悄把那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塞在胡商嘴里下葬,“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

几年后,胡商的家人过来要钱。李约请官府的人发掘胡商之墓,“夜光在焉”——呃,那几万缗钱的下落没交代,大概是算作捐献了吧……

普通人看到这个故事,多半会为李约的信守承诺而感动。但邵勉仁读了,只为胡商在珠宝业的触角之深入而感到惊叹。

胡人善鉴宝,这在唐代很多故事中都能见到。同时也善于加工珠宝,以江南为例,越州、润州、宣州、扬州等地,最大的珠宝店都是胡商开的,他们有海外珠宝资源,加工手艺精湛,因此作品非常受欢迎。

交托李约的胡商靠经营珠宝生意,聚财至数万缗,可见这个行当的利润之丰厚。

如今的扬州,胡商开办的珠宝店仍然很多!

“哗啦啦”河面上响起一阵水声。

邵勉仁寻声望去,却见一条小船划了过来,王贞白立在船头。

他突然间有些忍俊不禁。

河港脏污,到处飘着菜叶子、烂木头以及鸡鸭尸体,就这个臭烘烘的环境,王贞白居然能这般泰然自若,也是本事。

“殿下,仆在市中转了一圈,感慨万千。”在水手的帮助下上了船后,王贞白连声说道:“珠宝、香料、香药、海货等等,胡商无所不作。甚至还有开酒楼,经营米面买卖的,大获其利。”

说到最后,都有些激愤了。

胡商做些中原没有的买卖就行了,并不会让人太眼红。

卖珠宝,其实已经有些让人眼红了,但考虑到他们的不少珠宝来自外洋,姑且忍了。

但居然连米面生意都做,还开酒楼,赚大钱,这就让人眼红了。

这些买卖,夏人也可以做啊,凭什么让胡商来赚钱?

邵勉仁听了却提醒道:“圣人并不禁止胡商做买卖,什么都可以做,只要缴税即可。”

王贞白哑口无言。

“再者,胡商贩货而来,有泊脚、进奉、收市三项开支。临走之时,几乎满载中原货物而走,未必赚了咱们多少金银,甚至还补贴了不少金银。”邵勉仁又道:“长史何忧也?”

泊脚相当于关税,计算胡商带来的货物价值,分不同品类,征收不同比例的税收。

进奉是胡商进献给皇帝的财货,私下里可能也会给市舶使一份,但这个上不得台面。

收市指市舶司有权低价收购一批胡商带来的货物,最高达三成,自己发卖,与胡商无关。

除此之外,交易时还要纳税。

可以说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无奈这项买卖的利润实在太大,胡商仍然乐此不疲,赶都赶不走——上元元年(760),平卢节度使田神功到扬州平乱,杀胡商数千人,大掠财货,剩余的胡商也只是避往江南,继续做买卖,心态十分稳定。

大夏朝廷对胡商的态度就一点:鼓励。

丝绸、瓷器什么的卖给他们,能卖更高的价钱,朝廷能收更多的税。

胡商带来的外洋商品,在国内售价也很高,朝廷同样能收大笔税金。而且,消费的还多是有钱人,普通百姓谁用龙脑油、龙涎香、檀香、鲨鱼皮、琉璃、蔷薇露、珊瑚、宝石之类的奢侈品啊?

每交易一次,朝廷收一遍税,等于从富人口袋里掏钱,然后来应付国家各项开支——历史上南宋初期,海关市舶司的收入占到朝廷财政总收入的15%,中后期时,接近三分之一,可能是历朝历代海关收入最高的时期了。

这会海贸还没宋代那么发达,大夏诸市舶司,每年大约捞到三四十万缗的税金——北宋前中期关税大约有四十多万缗。

外商进献给皇帝的财货价值百万缗——这是进奉,不是“税”。

收市制度赚的钱就更多了——一般由内务府代为售卖,所得解入户部国库。

为了鼓励贸易,邵树德刚刚下令,停止进奉和收市这种直到南宋仍然在延续的陋规,并将其统一并入关税内,即提高税率,降低不规范的掠夺制度。

考虑到南宋后期一千万贯的市舶司总收入,大夏每年不到两百万的总收益,真的是小巫见大巫,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