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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秋 第181章 得银钱将要北伐

王彦从戏院出来,心中不禁一阵感叹,这与他在开平境内处理土客械斗之时,简直是两个极端。

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民,为了争夺生活所需的一点土地和资源,不惜以命相搏,而生活在广州城内的士绅商贾,却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大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出身,对于商贾之事不太看重,加之元末经济的破坏,使国朝没有意识到商贾的作用,而在商税上采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轻税制。

这种情况,一直到万历年间,才有所改变,朝廷开始重新提高商税比例,但国朝的税赋中,农税却依然占到七成五,而盐税占一成,剩下的皇庄等乱七八糟的收入则占半成,而商税却依然只占不到一成。

偌大一个朝廷,几乎全部靠着田赋来运转,如此国朝的子民中,最为贫困的普通百姓,却承担了国家七成五以上的赋税,而商贾与士大夫阶层勾结之后,却只承担了不到一成的朝廷税赋,这与宋时商税最高达朝廷税收的七成正好反之,所以国朝士绅与商贾简直富得流油。

戏院中,挥金如土的士绅、商贾,让王彦心生感叹,他为北伐的经费苦恼不已之时,士绅、商贾的财富却多到可以金银投地,全不在乎。

此时王彦到没什么打击士绅豪贾之意,相反他还认为士绅、豪贾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

《宋论》之中有“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之语。《黄书》中有言“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就是从小教导王彦的族兄王夫之,也曾言,他视损富济贫为,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

对此,王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会无端打击富户,但如今国朝危在旦夕,士绅与商贾,却要承担他们因该担起的责任。

此时王彦已经有了改革税制的想法,但他却也知道,推行行起来,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因为本朝官商勾结之厉害,可谓是空前,只要皇帝想要收商税,那全天下舆论,都会跳出来反对。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横征暴敛,都会成为士绅抗税的借口。 万历年间,皇帝派遣内侍到东南征收丝绸布匹税,结果也是征到哪里,哪里便发生暴乱。

此时的天南,虽然没有东林党这种代表士绅商贾的利益的大势力,但粤地商人与本地的士绅大族,甚至官员之间,关系也是盘根错节。

王彦思虑再三之后,决定先不触动士绅与商贾的现有利益,并不改变税率,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打击偷税漏税之举,并且将税目逐渐完善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王彦一人能够完成,也需要一个好的契机,才能不引起士绅和商贾的反弹。

王彦回到国公府,依然为银钱而烦恼,许嫣嫣所献的一万两白银,对他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而正在这时,朝廷的催他出征的诏书又至。

原来在王彦将一百万两白银解押到福京之后,使得在财政上受制于郑芝龙的皇帝,突然宽裕起来。

隆武将这一百万两白银,二十万两留作朝廷远转,三十万两拨给江西督师万元吉,让他挡住江西清军,剩下五十万两则全部拨给,国姓爷郑成功,命他募兵出仙霞关,进取江南。

隆武帝重拾雄心,首先对他解押税银入裤之举大家赞赏,就连压了多日,一直未曾批复的《定粤请练府兵疏》也被批准,而后就是诏命王彦,配合郑成功出兵江南,即刻北上,发动攻伐荆州、武昌的战役。

皇帝有命,王彦不得不从,但紧靠三十万两存银,就想打下湖北,却又显然不太可能,他光采购粮草物资,怕就要将银钱花完。

一时间,王彦不禁一筹莫展,但正在这时,从江南南下的胡为宗,却为他带来了银钱。

扬州富甲天下,王彦撤离时,曾秘密将扬州府库的存银,以及当初士绅的捐献,合计三百万两白银,埋藏在西城外高坡之下,以备将来北伐时充作军费。

八月间,王彦曾亲自北上,冒险去取,但那时李成栋正奉清廷之命,重铸扬州城,使他取银的计划失败。

王彦在离开福京时,又再次让胡为宗去扬州取银,没想到这次居然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将银两取了回来。

三百万两白银,胡为宗留下一百万两发展天地会,剩下两百万两,全部运来广州,顿时便解了王彦的燃眉之急。

大喜之下的王彦,随与胡为宗相谈,才知天地会与从南京逃出的锦衣卫合并,又招收了不少江湖好手,已经在江南各地建立分舵,而他们与侯方域建立联系之后,也打探了不少清廷内部的消息。

王彦随将侯方域之事转告给李香君,其闻之后,不禁立马泪流满面,而对于侯方域从洪承畴身边搜集来的情报,王彦观看之后,心中却一阵沉重。

这时他已经理解隆武帝,急于让他出兵的急迫心情。

剃发令虽然残暴无比,但清廷却用他将忠于汉室的士民分辨出来,而后通通杀害,解决了许多隐患,使清廷占据的地区逐渐稳定下来。

如此一来,有骨气的忠臣义士全部身死,剩下的就是逆来顺受的顺民,这时清廷在减免田赋,稍微施舍一点恩惠,过不了几年,就会彻底统治江南。

王彦从胡为宗带来的情报中,看出了这一点,也看到了江南抗清已经进入一个低谷,所以明白明军必须有所行动,出兵刻不容缓。

于是,王彦让胡为宗留下一名得力骨干,便于联络,而后立即返回江南,并将天地会发展到湖广一带,以此来配合他的大军到来。

王彦得到银钱,约制出兵的唯一条件已经决解决,随托付苏观生主持民政,留心腹刘顺领忠勇营坐镇广州,又留幕僚陈邦彦为其出谋划策,便决定亲率督标亲军和忠武营,合计一万七千五百人,挥师北上,发动荆州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