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古人没有用惯excel所培养出来的数据统计思想、导致很多政策分析不容易做，李素也只好认了，换别的办法解决。
好在这是第一次，在文部建档的过程中，本来就没有对考生资格做硬性要求，所以只要吸取经验，为下次做准备就好。
李素便吩咐道：“以后让文部做档案的官员，多上点心，每年档案收上来之后，还要做个数据统计表。今年年龄在多少到多少区间段内的考生，一共多少名，占总考生人数比例几成几。
其他几个重要数据，也一起统计了，比如考出来之后，每个州郡与其他州郡的高分比例、名次占比。要学会用数据定量去分析科考，这样才好为来年慢慢优化政策找依据，让改革渐进一些、兼顾平衡各方利益，否则不成了拍脑袋行政了。”
邓芝听了，不由再次心悦诚服：司空真是远见卓识，见微知著，能料到将来那么远的隐患。
毕竟汉末的行政人才能想到定性分析就很不错了，哪有为了政策修正调研而做定量数据分析的。这个施政思维就超前了不止一个时代。
当然了，邓芝做李素的主簿那么多年，这种心悦诚服的瞬间已经出现了n次了，他每每都能遇到领导高屋建瓴、神来一笔的时刻。
分析完考生年龄之后，李素发现年轻人果然太多，也关照了一条补救措施：明年开始，要出台明确的政策，对于过于年少之人参考并中举后的授官管理办法，要额外增加把关。
直接禁止低龄考生参考、或者限制低龄考生被举的比例，这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历史上真有少年天才，梁启超就是十三岁中的举。
所以李素的想法只是对这些“因为年纪小，肯定缺乏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肯定存在高分低能问题”的考生，采取暂时降低授官级别、强制增加工作实习期，让他们多积累工作经验，再走到领导岗位上去。
凡是考中时年纪不满18岁的，一律降半级作为郎官实习两年，积累够了实际政务经验后才升回原定考过授官的级别。这样也防止少年冲动鲁莽的人直接独当一面负责政务。
这些邓芝都一一记下，表示立刻去安排。
……
邓芝领命之后，李素又叫住他，最后补充交代了几句：“对了，把明算科数学考最好的几个考生，还有明法科刑律考最好的几个考生，拉出来，让他们十天后再陪考一场宾功科的同科目。”
邓芝一惊：“这些人不是已经考中了么？岂能额外刁难？朝廷可不能失信于人啊。”
李素：“不是刁难，告诉他们，后面这场额外加考不是选拔性的，考砸了也不影响给他们授官。
只是让他们做个成绩锚定，将来宾贡科出了成绩，好让那些本地考生和流亡北士考生相互之间心服口服，相信前后两场考试的客观题卷子难度是差不多的。”
邓芝想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意识到李素的创见所在：
因为宾贡科是李素到了襄阳之后，实地调研、结合荆州的情况临时搞的，考试时间都比常科晚了半个多月。所以肯定要另外出一套卷子，题目都不一样。
经义、诸子百家和策略这些科目，还是主观题为主，题目不用改太大，难度也不会有明显差异，反正文无第一嘛。
而数学和刑法肯定不能只是把题目数字改改，多多少少得想办法给题目多点变化。这样才不至于“复习了前面一科的考卷作为模拟题后，再考变得很轻松”。
虽然科举考试从来都是比相互之间的成绩位次比例，不是比绝对分数，卷子难和简单并不影响录取。
但考虑到今年是科举的第一年，流亡北士考的这个宾贡科还是他们民意汹汹、李素从谏如流争取来的，如果让本地人觉得“外地人明明人少竞争不激烈、普遍成绩差，李素给他们面子，还给了那么多录取名额”，这里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会很麻烦了。
荆州益州的士人明年肯定会嚷着增加本地人的录取数量、或者减少流亡北士的录取数量。
同理，站在流亡北士的立场上，虽然他们因为提前多做了一套“真题模拟卷”，导致备考会变容易些，更适应一些难题。
但只要李素靠“加大数学题的变化和陷阱”，来换取“流亡北士整体考分跟常科的本地人差不多”这个客观结果，那流亡北士也很容易产生“李素给我们的题目更难，我们虽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数，但那是因为我们更努力”的错觉。
毕竟人类都是只看贼吃肉，不知贼挨打的生物，自己和别人的风光谁都看得见，辛苦则只看得见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这些无理不甘邪念控制好，李素根本就没法稳定统治，客观上公正也没人信。
而加入了杨仪等人作为“考分价值锚定”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能公允不少，大家就会看到：
“诶，这个杨仪在九月底这场里，数学考了8分（满分9分），十月中旬那场宾贡加试，看上去题目变化多了难了，但他还是考8分。看来李司空委任的命题组非常秉公，出题变难的趋势和考生多做真题额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对前后科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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