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时间已过，邓光荐施礼告退，赵昺施礼送出后却没有动。 今天的课业虽然没有完成，但他觉的今日收获比之那些枯燥的说教要实用的多，而邓光荐眼下还缺乏实践经验，可理论知识却极为丰富。他想着以后可以换换授课方式了，两人相互讨论比单纯的说教要有意思的多，且都能从中获益。
回想两人刚才的谈话，赵昺也是一阵头疼。其实在船上时他就有了整顿行朝的打算，因为以朝廷目前的状态别说复国了，就是能不能在敌军的反扑下活下来都是问题。可贸然行事必然搞得人心惶惶，所以他需要一个契机，让众人意识到此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那样才能减少阻力。
此刻行朝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似一场*****不过赵昺却知道危机中往往又蕴含着良机，他便是在一场场危机中成熟，团体也随之一步步壮大。本来他想在回来后就启动计划，不过朝中的局势对自己来说并不乐观，而邓光荐又闹了一通要辞官归隐，从表面上看只是其与同僚不睦，其实深处却说明朝臣们是有意排挤他，欲逼其离开自己。
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说，邓光荐是帝师之一，称的上是皇帝的心腹亲信，且言行能够影响到皇帝。那些朝臣们即使不上赶着巴结，也不应当去疏远和排挤。可他们当下冒着大不韪去做，就是有些人嫌其挡了路，或是担心自己的阴谋被揭穿，所以不想让其留在朝中。而这也从侧面说明行朝中还有人在搅浑水，希望能从中谋利。
这引起赵昺警惕的同时，也让他自省，开始反思自己的下一步所为。王安石品行高尚不仅得到了大多人的认可，还被其政敌钦佩。可又为什么被世人认为是他任用奸佞，破坏了大宋朝官场的良好风气，败坏了朝纲，使得宋朝走向衰落，要为大宋亡国负责呢？
赵昺以为这个责任都推到王安石身上是有些冤枉，不过他的确要为此负责。宋朝的党争正是大盛于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急于推行新政，不惜打击异己，将凡是反对新法的人全部驱逐出朝。其激进的做法使得不少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时间里火箭式升迁，乱政四十年的蔡京就是其中之一。
可好景不长，当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王安石罢免，而闲置达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保马、均输、手实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对个别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
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为此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朋友范纯仁、苏轼等人。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却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
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其实只有蔡京心里最清楚，对付司马光这样的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的错误决策推波助澜，用现在的话说，你想“左”，我比你还“左”。“宁左勿右”的法宝，早在蔡京那时就玩得相当纯熟了。而他的上台，不但将正直君子赶出了朝堂，也将大宋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丢掉了半壁江山。
另外在赵昺看来引大宋官场巨变的人物邓光荐却没有提，其也不敢说。可他知道‘罪魁’就是大宋的皇帝们，若没有神宗皇帝做后台，不得到他的支持或是默许，王安石怎么能罢免司马光、苏轼等一班反对派；其若不是急于求成，大力推行新法，王安石也不会如此激进，引了党争，任用蔡京、吕惠卿、章惇、曾布等投机分子或品行有亏之人。
而蔡京、王黼、贾似道，直至当前的陈宜中这等人得到重用，也是与历代皇帝贪图享乐，或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有关，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所以不难看出，官员**与否，关键还是帝王如何，倘若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国事，甚至不惜养虎成患，竭天下之财力满足无尽的私欲，官员的**便有了根基，不论是塌方式**还是官员带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此外，忽视道德培养，搞单纯的经济至上，客观上形成“人人向钱看”的享乐倾向，也是诱层层**的重要因素。神宗朝之前，真宗在位时便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他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
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随后停下筷子拒食此物。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皇帝难当啊！”赵昺反思了一番后，忽然自怨自艾起来，想这世上的人总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唯独他这个皇帝要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每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皇帝就成了天下人的公敌。所以皇帝就是垃圾桶，注定就是一辈子孤家寡人，只能细细的体会那高处不胜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