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越听越觉得自己好像又被耍了，而且是被跨越古今的人们联手给耍了。他清楚无论什么时候，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但是把宋朝之“分权与制衡”说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毕竟有些走火入魔。让他不能不怀疑现代那些歌颂宋朝的人另有所图，或是意有所指，否则怎么不会考虑这些冤案。
按说在宋朝的管理体系中，是以文抑武，又通过台谏体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但是赵昺发现在文天祥所言的数起冤案中，凡是为含冤受屈者鸣不平的，不论是台官，还是谏官，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倒是在构陷这些冤案过程中冲锋陷阵、充当打手的却有不少来自台谏，彼时他们投靠那些大权独揽的宰辅还来不及呢，怎会有心思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强有力的制衡呢？
想到这些，又勾起了赵昺此前的怀疑，那所谓的‘祖宗家法’不能说是哪一位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用以约束皇帝的行止和言行。现实也是如此，赵昺师傅们的教导，经筵上的那些大儒所讲，几乎都是在灌输这种思想。如今他更加笃定自己的判断，大宋的皇帝们之所以多数碌碌无为、怯懦又冲动，都是让士人们给教坏了，陷入了所谓的祖宗家法的禁锢中。
所以赵昺觉得前世有人说什么‘当宋代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的说法存疑，不排除有些皇帝确实如此，尤其是仁宗皇帝，要不怎么会被树为仁君的楷模，他断定其基本就是被士人们洗脑了，否则做出了那么多的荒唐事，死后依然获得了仁的谥号，并被作为典型教育后边的继承者。
当然有些皇帝稍微强势一些，所谓的士大夫集团也就成了摆设，否则岳飞就不会死在绍兴十一年的那个除夕夜。当时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岳飞则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士大夫集团却未曾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可见在高宗眼里成文的尚且可以束之高阁废弃不用，何况是“非成文”的东西。
细思这样的冤案都可以制造得出来，又遑论其他呢？这让赵昺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宋朝历代出现权臣擅权的情况，多数是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帝王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权臣擅权，还僭用、窃用诸如御批、内批、诏书、圣旨等帝王的名义。他们要排斥异己，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
可见，这种“权臣擅权”，就像太后垂帘、宦官干政一样，正是皇权专制的衍生现象，却往往比君主专权之本身更为恶劣。且不难发现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得天下于小儿”，一直到现在自己这个小儿坐天下，在此三百余年中皆是赵氏的家天下，并未被他人所篡，从这个意义上说权臣擅权，亦只是皇权专制的大框架中断断续续出现的怪相。
如此说来，赵昺觉得文天祥说得很有道理，只要皇帝有些政治头脑，且不钻牛角尖，不偏听偏信就难以被心怀不轨者所利用，出现大臣专权之事。但是他依然不放心，虽然那些权臣没有能篡位成功的，他们却能通过操纵皇嗣废立来达到专权的目的，如今他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因此对‘济王赵竑案’更为关心，而其就是皇位继承斗争中的牺牲品……
赵竑，又名为赵均、赵贵和，曾先后被封为祁国公、济国公，还曾被立为皇子。其父是赵希瞿，并且历史上较为有名的宋太祖的第四个儿子秦王赵德芳是他的八世祖。他多次改名每次改都有着一定的缘由，且伴随着他起起落落。
起先因为宋宁宗的皇弟、沂靖惠王赵抦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后代，赵竑被立为沂王之后，先后赐名赵均、赵贵和。后又在景献太子赵询去世后，宋宁宗没有其他子嗣的情况下，作为宋宁宗的皇侄的赵竑被立为皇子，被赐赵竑之名，日后可继承皇位。到这里，可以看出赵竑日后必定荣华富贵、权势地位加身。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出乎世人意料。本应该在宁宗去世后继承皇位的赵竑被废掉继承的权利，改封为济王，并被迁居至湖州，继承皇位的另有其人。事情会变成这个结果不仅有赵竑自身的原因，还有当时的丞相史弥远的的手笔。当初，史弥远曾赠送赵竑擅长琴艺的美女，投其所好，目的在于监视赵竑，得知赵竑的一举一动。
赵竑此人心机不深，他喜爱弹琴，一次丞相史弥远曾送给赵竑一个非常擅长琴艺的美女，其不仅善于弹琴，还非常知书达理，因此赵竑非常喜欢她，却没有猜透其中另有蹊跷，因而事事不避讳她。可恰恰这位美女就是史弥远派来监视他的，并将其一举一动都转告于史弥远。
彼时宫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地图，赵竑指着地图上的琼崖州的位置说如果他以后得志了就要将史弥远安排到那个地方。又曾称呼史弥远为新恩，意在表达日后将把他流放到新州或者恩州。史弥远知道了这些事情，就于七月七日借进奉珍贵新奇的玩意试探赵竑的意思，赵竑却借着酒意摔破了那些东西。之后史弥远非常害怕，整天想着应该怎么处置赵竑，而赵竑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最后史弥远和杨皇后两人相互勾结，改立赵昀为帝。
如果说赵竑疏忽大意被人暗算还有情可原，但是借来的做的事情简直就是无脑了。当其丢了皇位被加封少保，进封济王，出居湖州。而这里有太学生潘壬对于史弥远擅自改立皇帝的行为非常不满，便拉上兄弟潘甫、潘丙等人联合山东红袄军李全一起发动政变，想要拥立赵竑为帝。
而赵竑也不想想凭一介书生的一通陈词，加上一个素未往来的李全及其不知真假的许诺，这政变能否成功，可他还就信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到了约定好的时间，李全以及让他的士兵却仍旧不见踪影。无奈之下，潘壬等人组织了一群盐贩和渔民，半夜进入湖州城，将黄袍加身的赵竑拥入州衙，立为皇帝。
之后潘壬以李全的名义发布榜文，声称拥有二十万精兵，即将进攻临安，并逐项举出史弥远的罪状。然而赵竑发现没有什么二十万精兵，有的只是不到百人的平民百姓。于是为求自保脱身，赵竑就一面向朝廷告知消息，一面率领州兵抓捕潘壬等人。政变之事很快就得以平息，而史弥远被吓的够呛，声称其有病却趁此机会派门客逼迫其自缢而死。
世人皆以为济王赵竑之冤具有双重内涵。理宗的皇位，本该是他的，只因他不满史弥远的擅权自重，发了几句牢骚，传入史弥远之耳，使史弥远蓄意废了这个皇储，矫诏立了理宗，此事本来就冤；赵竑被贬为济王，当地百姓为其不平，起事拥立其为帝。赵竑深知此事体大，派人告发，率兵“讨叛”，其实这些被讨之“叛”也很冤。
事后史弥远与理宗却依然把事变的罪责横加于赵竑，逼他自尽，大家觉得这就是冤上加冤。众多大臣、包括理学大师真德秀、魏了翁上书为赵竑鸣冤，都被史弥远贬出朝廷。一旦出现灾象及战事，就会有人将灾祸归咎于赵竑的冤狱。一直到恭帝时，谢太后主持朝政，才在朝臣的建议下恢复了赵竑爵位。
赵昺听罢却感觉这货死的不仅不怨，反而是自寻死路，简直称得上一个脑残。当初他被宁宗选中当了嗣子就该明白自己是干嘛来的，但在登上皇位前仍然存在诸多的变数。不仅要谨言慎行，还要防着小人暗算，更应该当个乖孩子，‘孝敬’爹妈，哄他们开心。而与朝中官员也要搞好关系，但千万不要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免无端树敌。
但赵竑不仅疏于防备他人暗算，还觉得自己当上皇帝已是手拿把攥之事，恣意点评朝臣。而在招惹了史弥远后又没有余下的动作，只是像小孩子一样让人家等着瞧。按照赵昺的想法要不就尽快服软，修复关系；要不就彻底撕破脸皮将其搞死，已决后患。可偏偏他什么都没有做，对手却开始暗中布局算计他。
在宁宗皇帝病重的时候，史弥远派门客余天锡自民间寻来宗室赵希瓐之子赵与莒，接至临安，并请郑清之教导，后被立为沂王赵抦之后，改名赵贵诚。同时史弥远又离间宁宗、杨皇后与赵竑，进言再立赵贵诚为皇子。虽然宁宗不许，但是赵竑此刻所做的不应该是沾沾自喜，而是要心生警惕，将其视为竞争对手。若是相当皇帝，便设法把其除去，不想当就趁早让地方，免得日后遭罪。
再有就是在宁宗驾崩之时，赵竑应该是第一时间获得的消息，他就应以皇储的身份迅速封锁宫禁，禁止无关人等进入，以免节外生枝。而其显然什么都没有做，史弥远请国舅杨次山之子杨榖、杨石一夜之中七度进宫，以杨家祸福生死劝说杨皇后，使杨皇后终于首肯换人，史弥远立刻遣使至沂靖惠王府，宣召赵昀入宫，在最后一刻抢先一步登基，他入宫后一切都晚了，被殿前都指挥使夏震压制其头向新皇行了大礼。
而被贬湖州之后所做的事情更是幼稚，稍微有些脑子的人都会清楚红袄军的李全不过是蛇尾两端的草寇，又远在山东，能否听从他的调动。另外他也不想想即便李全肯来，二十万大军能否金军的眼皮底下越过黄河、长江来到湖州。就算其神一般的进入宋境，大宋能否任其大军逼近京畿之地？
不过赵竑傻不拉几的就信了潘壬的煽动，也不琢磨下其只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太学生，连个官职都没有，就凭根儿舌头就能说动李全那老滑头出动二十万大军。事实上李全在山东日子也极为艰难，要靠朝廷的接济才能过日子，就连他老子都算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号称二十万不过是想多骗些救济粮罢了！
赵竑就指望这样的人来帮助自己造反能成功吗？赵昺以为就是痴人说梦，若是他遇到潘壬这样的先将其绑缚朝廷，免受牵连。而起事之后，当发现人不过百，援军无望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隐瞒真相，却不是任那帮疯子发檄文、贴布告将事情搞大。待宣扬出去的时候，即便他又率军‘平叛’也是黄泥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如何也逃不脱干系。
赵昺要是遇上这样的事，肯定也是将他们都杀了，根本都不用采取什么暗杀的手段。而像那些进言要求平反者，还用什么其它理由，一律以同谋明正典刑，啰啰嗦嗦反而授人以柄，显得自己心虚。所以从皇帝的角度上来说，不论是赵竑的死，还是诸多进言者被罢官流放哪个都不怨！
而赵昺也发现这些文臣不仅如太祖所言想造反不容易，脑子似乎也不大灵光，理宗与史弥远为“伪学逆党”案平反昭雪，把原先差一点被“加少正卯之诛”的“大奸大憝”朱熹捧到九天之上，一会儿“追封信国公”，一会儿“改封徽国公”，一会儿又“诏恩从祀孔庙”，却偏偏不肯为济王赵竑的冤案平反昭雪那是为啥？因为平反昭雪，就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否定！
偏偏谢太后在国家将亡之时，有病乱投医，想以为赵竑平反让上天息怒，结果白忙一场不说，反而留下后患，给赵昺找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