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的执政是从琼州开始的，当时手下将没有几员，官无几人，只能依靠胥吏来治理地方。在实践中，他发现以那些老吏主政的地方，不仅地方安定，且政令畅通，无论是征收税赋，还是征发民夫皆能很快完成。反之正牌进士出身的官员主政的州县却问题不断，工作难以开展。
从那时赵昺就意识到胥吏作为各级官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虽然只是奉命处理各项琐碎的细务，看似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殊不知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务构成了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为国家的任何政策法令最终都要细化为各项具体措施，并由胥吏来加以贯彻实施，没有胥吏的参与和努力，再好的法令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正是由于胥吏对法令典故的熟悉，使得他们在保证各项法令的贯彻与实施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官员无论愿意与否，在行事时都不得不依靠这些刀笔之吏。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根本做不了基层公务员的业务，写八股、吟诗作对他们行，收税、断案这样的必修课还得雇师爷统筹，更不用说漕运、仓储、账目这些专业工种，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从此意义上说，胥吏在封建官僚统治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且官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痛苦与需求有深入的了解。即便是号为“亲民”的地方官员，受到任期及回避等制度的影响，很难对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他们每到一地都是被一群胥吏拥围着，不仅在处理公务时要顾盼左右，就连对民生疾苦的了解也大多来自身边的胥吏。
而胥吏则不然，他们大多出身自贫穷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则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因为本身性情不合或学识不足，而无法进入仕途，成为文官。少数胥吏也曾经做过官，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在极不寻常的大幅裁员下，丧失职位。他们直接来自民间，因此对社会现状与百姓疾苦有着比一般官员更深切、更直观的感受。
随着行朝迁到琼州，大批官吏随迁而至。赵昺对胥吏的了解更深了一步，他们从事着本部门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执行其上司所下达的各项任务，其职能服务性和事务性比较突出。具体地讲如管理文书和账籍、掌看仓场库物、催督赋税、维护社会治安以及跑腿打杂等，可以说吏胥遍布于各级政府组织中，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可听徐宗仁的解说，到了宋代有流内官品的吏胥地位却是不升反降，干脆被取消了合班朝参皇帝的资格，比他们级别低的士人官却能享受这种荣誉。甚至还明令禁止中央、地方的吏胥参加科举考试，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给你干掉了。
赵昺不由的腹黑了一把，假设《水浒传》说的真事，宋江这个押司小吏，真想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除了造反再洗白还真没什么可能性。当然，武德大夫这个表示多少级干部的职称本身是南宋才出现的，后两个职务则根本不符合宋朝的制度，纯属是施老头儿开了脑洞，也不可当真……
“呵呵，朕有些明白了，在琼州时朕将那些朝官放到各地州县，甚至乡里充任胥吏，他们并没有反对，如今到了临安反倒是有人出声，看来是把那当做了‘一隅之策’了吧！”赵昺喝口茶笑笑道。
“陛下所想也不尽然，初抵琼州之时官员过剩，从而人心惶惶，担心自己被裁撤从而生活无着。陛下能为他们寻一处安身之所，感激尚来不及，哪里会反对。再有便是陛下所言，以为只是应时之策！”徐宗仁想想言道。
“徐尚书倒是直言不讳。不过事实证明朕当时的想法是对的，进入江南后这些官员受命牧守一方，皆能在身无幕僚胥吏帮衬之下，亦能治理地方、安抚民心，朝廷也是从中受益。难道不值得继承和推广吗？”赵昺赞了一句后言道。
“陛下有所不知，欲将胥吏纳入正统仕途之列的非是琼州为始！”徐宗仁施礼道，“王介甫为相主持变法之时，亦曾把胥吏纳入官俸体系加薪，并以重罚约束；另一方面提出任官者应该先担任胥吏的职务，以学习政务的细节，同时提高胥吏的地位，欲将他们纳入品官之中。”
“哦，原来早已有之，既然……”赵昺听了有些惊讶，他还以为是自己带来的‘先进经验’呢，没想到却仍是步前人后尘，不过很快释然了，后人的制度不也正是来自前人的经验吗！他本想说既然有了这制度，照此办理便是，还省的口舌了，可转念一想这制度肯定是早已被废黜了，否则又怎有此时的难题，摇摇头讪笑道。
“王介甫被贬罢之后，此事便也不了了之。其后，朝廷认为吏员太多、太滥，便令中书舍人苏辙裁减。当其为吏员难裁犯难时，有小吏白中孚进言称：昔铨吏止十数，今侍郎左选吏至数十。事加如旧，而用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
“嗯，朕有些明白了！”赵昺点点头道。徐宗仁虽说的隐晦，可他也听出其意是指一时一地的改革的结果是难以形成制度的。而其引用小吏之言又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其意就是虽然以前吏员待遇低，但是没有重罚跟着，所以都收贿赂，就不希望别人进来分肥，所以编制只有十几个人；现在虽然待遇提高了，却有重罚跟着，不敢收贿赂，那就巴不得多来些人进编制，分摊下来，活儿少清闲。
而这套政策之所以被后继者废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涉及到了皇权——士大夫体制的本质问题，就是这套体制的导向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为了稳定。很意外吧，可就是这么奇妙。稳定的核心在于分配，再有第一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输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寻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甚至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在这个体系逻辑中，“浪费”和“低效率”是必须的，因为他们也是下一级分配的来源。
可在组织本身没有进行大变革的情况下，这种挖墙脚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不分官还是吏，都一个德行。混淆士大夫与胥吏的界限，其实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将组织改造为效率型的组织，此时需要跟随变革的，不仅仅是一时一事，比如说吏员的待遇和监督，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要成功，所花费的代价就是一场变革，或者是经济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否则，这些效率无处释放，就只能是秦朝强盛而亡的结局。
“陛下，重归江南后，时事更迭，有人便欲重提旧事，恢复旧制。”见小皇帝已然明白其中的根源，徐宗仁轻叹口气道。
“徐尚书，你是三朝老臣，通晓先朝之事，以为用当年王相之制不好吗？”赵昺探探身子问道。
“陛下，臣以为王相之制虽不能彻底清除顽疴，却也能清除官场弊端，澄清吏治。”徐宗仁面目严肃地言道。
“胥吏之弊在于吏强官弱，官无所为！”赵昺言道。他对于本朝吏治腐败成什么样子没有见过，但是耳闻极多，从几位先生的授业至朝臣的表述中可谓不绝于耳，却少有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实他以为胥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虽在官府当差，却仍是“庶人”，处处要受到官的监督与制约，且俸禄微薄甚至无禄；而作为庶人，他们原本家境并不甚富裕，难免会受到地方豪强的欺压。因此，胥吏特别是地方官府内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献媚于官员以求得庇护、下勾结地方势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官僚士大夫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对胥吏的不法行为大加指责，片面夸大胥吏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上看他们更是“以奴隶使之，以盗贼待之”，身份之贱与娼妓、奴仆为伍，偏偏他们又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权，到了节骨眼上，反倒能一言决人生死。
赵昺以为这是不公允的。吏强官弱是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就政治因素而言，宋朝建立于五代战乱之后，宋代统治者为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把权力集于一身，使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牵制，上下级之间相互制约，事事都放心不下，社会各方面诸多问题都要取旨于皇朝，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措施的复杂多变。
宋代的吏人数量的增加、队伍的庞大是其势力增加的直接原因。吏额繁冗不仅造成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官僚政治的膨胀，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显得更为活跃。且也使之易于营党植私，形成集团势力维护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因为从根本上说，多变复杂的官僚政治运行机制造成了吏胥队伍的庞大。
“陛下一语中的，官惧吏由来已久。他们对属下胥吏是瞧之不起，却又颇为依赖，言之又怕又恨亦不为过。”徐宗仁对于小皇帝的总结十分赞成，笑着言道，“有的官为能掌控胥吏自己不受欺侮，他们寄予严刑厉法之上，但往往难以解决，甚至反遭报复。”
“还有以下犯上的事情？这却有些意思了。”赵昺笑笑道，挪挪屁股摆出副十分有兴趣的样子。
“确有此事，当然他们还不敢杀害上官，可暗中做些手脚还是不少的。有的胥吏同时告辞，以致衙门空无一人站班，一县公务无人打理；或有的胥吏向上级官府告状，故意制造事端，以此迫使官员辞官离任；更有甚者，暗中搜集官员的劣迹，伺机报复，以致被罢官下狱的官员不在少数！”
“呵呵，一个初出茅庐的儒士，即无从政经验，又无处理政务的本事，又如何斗得过那些在官场上练的早已油滑无比的老吏们，即便将他们卖了怕还帮着数钱呢！”赵昺可以想象的出来那些被猾吏们挟制的官员，愤怒又无奈的样子，忍不住笑着道。
“唉，朝廷将政事委于官，官又付于吏，由吏来付诸实施。因而治状的好坏要取决于胥吏的努力，而政绩优劣又与官员的仕途、前程密不可分，从而导致官员大多不敢制吏，甚至于故纵胥吏行不法之事，或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以致民怨沸腾。而究其缘由，还是因为官不懂政务，过于对胥吏的依赖。”徐宗仁无奈地道，可能也是想起自己也曾深受胥吏们的戏弄和欺辱。
“朕也曾于书中看到有官员感叹：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前尚不甚了了，今听卿家一席话才知有过之而不及！”赵昺苦笑着道。当然他所言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的封建，而是分封诸侯、世袭传承的封建。言下之意是，官已经是流官，吏却变成了世代传承的“世职”，这是“天下之大害”。
“极是，极是啊！”徐宗仁叫绝道，“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久之，百官之权必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而已。臣以为当臣此旧制已废，新制未兴之际，陛下当革除弊端，重整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