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虽然在心中不断的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气恼，意欲为皇后开脱，但他也知道罢黜皇后的成本太高。这不仅仅是因为重新立后需要消耗巨额的金钱，当然实际上以当前的财政状况他也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再重来一次；另外政治成本也不小，这将有损自己的声望不说，且会让力主立吴曦为后的臣僚们惶恐不安，他们一定会极力阻止，从而引发新的危机。因为在士大夫阶层看来，这件事不仅仅是废后那么简单，而是要打破他们为皇帝设立的栅篱。
虽然对于儒家的理论赵昺多有反感，也不喜其中的条条框框，但是十年来师傅们的耳提面命，以及每年数个月的经筵灌输，即使他本能的抵触，洗脑似的教育也让他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可他终归不是那个真正的赵昺，却是有着现代思想和成人思维的‘新人’，可以独立的思考，以自己的思想来分析和判断优劣，且加以利用。
随着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赵昺也开始利用学到的东西重新解读这个世界，并从中寻求破绽，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他有时会想，若是自己的几位师傅和那些开讲的名儒发现自己存着这种心思来听他们叨叨，会不会被气死，而这也是赵昺突然转了性子开始主动学习经史的原因，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赵昺仔细考究过宋朝历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其中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能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
从中可以发现宋代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专政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而赵昺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发现自己的列祖列宗之所以和自己一样不能‘快意行事’，并非只是惧于祖宗家法，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完成了对皇帝的围堵，在权力的运用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栅篱，使得大宋的皇帝们难以独断朝纲，赏戮随心。
首先对于皇权造成约束的东西在现代人看来是极为可笑的，那就是虚无的‘天’。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汉代时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理论，在皇权之上设置了一个更高位阶的“天道”，从而将绝对皇权改造成相对皇权。
赵昺实在无法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感是如何的强烈，但在秦后各个王朝，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古代的君主们都坚信不疑的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当然君王们也成功的借助君权天授和上天之子的名义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在这种心理下敢于挑战‘天’的权威的人少有好下场的。
熙宁年间，王安石为说服宋神宗压制异论，厉行新法，则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就是蛊惑皇帝摆脱天、祖宗成法与舆论的三重束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皇权专制主义的生成。也因此，当宰相富弼听闻王安石向神宗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时候，就坐不住了，上书称：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王安石被贬嫡，神宗暂罢新法，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命”的敬畏，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革新就此被虚无的上天所改变了。显然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使天作为节制人间君权的神秘力量，在宋代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不过当下赵昺还是天道的受益者，他成功的利用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让人相信自己与上天有沟通的能力，所行之事皆是受上天指引。而他知道事情往往是胜也萧何败也萧和，若是自己就此废后，当下不论是出现什么天文异相，还是大灾小情，都会将此归咎于自己逆天而行，从而遭受天谴。
赵昺发现此又与太祖誓约联系到了一起，可能有人以为即便真有“誓约”，也意义不大，不过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如此也让士大夫们平白得了一道免死金牌，让他们可以‘恣意’制约皇权。
另外赵昺觉得太祖算得上是个明君，但是单纯的对于自己的子孙有点关心太过，总担心他们难以保住自己打下的江山，因而给后代们立下诸多的规矩，想借助士人的力量来协助他维护赵家统治。如果将誓约只是视作宋朝的特别约法，此外还有一系列日常制度与程序要求君主遵循，在宋代，这叫做“条贯”。
开国之初，太祖意识到条贯乃是预防后世君主肆意妄为的“妙法”，因而大力制定了诸多规矩。赵昺以为从源头来看，这些制度确实起到了防止后代出现败家子丢掉江上的作用，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限制了有为君主进取的渠道，把儿孙们都装在了自己设定的套子中，想动动都难以做到。前时自己因为装修房子受到弹劾，那些人便是依据太祖制定的条贯，好在他一手以武力相胁，一手胡搅蛮缠算是度过了此劫，可以后呢？
此外，赵匡胤还做了一件赵昺以为大不妥的事情。其有次与赵普答对，问其“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对曰“道理最大！”太祖认为极好。这也许就是其一时的想法，但是士大夫们就乘势而入，并自以为开国皇帝认同了道理最大。这就意味着皇帝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他们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
在赵昺看来太祖混乱发言固然有过，但是士大夫们也非是什么君子，他们将此进行过度的解读，使之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规矩，等同于耍无赖一般。当然他心中也是埋怨自己这位祖宗，说话怎么不过脑子，也不想想道理是什么东西，能是他所能决定的吗，该由谁来评判呢？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而公议在赵昺看来就是另一个坑。以他的理解公议就相当于欧美国家的议会制，有事大家商量着来，是一种民主共治的体现，但这个在大宋却有不同的解读。
在朱熹看来，君主不可专断，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断是正确的、“悉当于理”，这样做亦非为治之体，为治之本乃是服从于公议；苏轼的解释是：“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还有几分“民主政治”的意味。
他们的意思无外乎是说，君主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就是君主独裁。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自然谈不上君权独裁，而且同时，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所以赵昺以为这种制度从面上看确实不错，但是没有集中的民主显然就是一道限制皇权的绳索，否则说的对也不遵行，这又是哪门子道理呢？
在实际实施中，宋代君主未必都能做到“舍己而从众”，不过皇帝们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张嘴在与几十张嘴，甚至是上百张嘴在争辩，别说磨破嘴皮，就是将舌头都磨没了也胜不了啊！结果就是道理都掌握在士大夫们的嘴里，皇帝就只能听从他们口中的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赵昺发现宋代的仁君往往都是最遵纪守法的。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此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
由此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还有道理，皇权受到了种种约束，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如果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誓约”、“条贯”、“道理”三者的权威，均为开国皇帝太祖所确立，但赵昺亦早已发现所谓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前任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并且经儒家治理理想塑造过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
如果说这些条条框框是士大夫集团借以挟制皇帝，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们实现共治。那么还有一手就是古老的史官传统与起居注制度，此也是君主不敢不敬畏的力量。你想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居注官记录在案，而且起居注官怎么记，皇帝是管不着的。
因此如果君主若是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当然要让君主对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独立性非常重要，而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独立性亦是士大夫的一项共识。且按照宋代史官的传统与惯例，君主与大臣议事的任何场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场。
这跟现代政治中的电视直播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只不过一个是即时公开，一个是留给历史与后人。不过这项制度对于赵昺当下来说，起居注制度影响并不很大，因为史官并没有预政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只要对历史声名全然不在乎，史官除了秉笔直书，是拿自己没一点儿办法的，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约束力量。
不过赵昺行事一向谨慎，在朝堂上避免说过头话，而重要的话都是在私下中议论的，且往往以涉及机密为名将所有闲杂人等皆拒之门外，史官能咋记，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本糊涂账。再说记下又能怎样，自己不过是大宋朝的过客，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了皇帝不过是偶然，还在乎后人怎么评说！
如今让赵昺清楚现在的局势，若是自己一意孤行强行铲除吴家，废黜了皇后，定然会遭到士大夫集团的反扑，这会使本就不稳的朝局更加混乱，进而有亡国之危。吴家也清楚赵昺面临的尴尬局面，算定他会在己方让步后作出妥协，可让他气闷的明知如此也不能不退让一步，但是将气撒到一个女人身上，他还是觉得自己太LO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