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昺的主持下，一场非正式朝会在斋宫召开。之所以称之为非正式，并非是说大家坐在一起闲聊，而是形式上比较随便，考虑到现在正是盛夏之时，天气炎热，光着膀子都觉得热。而斋宫大殿也是新建之所，比较简陋，条件有限，又没有空调，穿着朝服开会弄不好就会躺到一片。所以赵昺恩典，大家可以着常服上殿议事。
赵昺当然也不会冕服上殿，而是穿白色凉衫，头戴白玉小冠束起长发，用根玉簪梳起，脚上也是麻绳编织的凉鞋，看起来十分清凉。而殿下南北分作的文武也大多如此，身着凉衫，脚踏麻鞋，区别只在是文臣头上戴的多是东坡巾，武臣束皮弁小冠。
不过在此前这身衣服无论是上下班，官员们是要穿紫衫的。在宋室南渡后，建都临安，一帮北方人骤然到来，也是热的受不了。因为凉衫的形式与紫衫几无差别，只是素色的，穿着也凉爽，士大夫们便以此为便服，绍兴末年，高宗甚至下诏用朱熹言，罢紫衫，以凉衫视事，意思是可以在除朝会和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官员上班也可以着凉衫办公。
本来这事是好事，大家穿着也舒服，根本无可厚非，可偏有多事儿的人。干道初年，礼部侍郎王曮上奏曰：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在其奏请下，于是朝廷下令官员除乘马道途许服外，馀不得服，自后凉衫只用为凶服，紫衫又流行起来。
不过随着蒙元的入侵，朝廷落脚在琼州，这地方更热，且没有冬夏四季如此。赵昺初来乍到也不懂那么多规矩，却知道浅颜色的衣服比之深颜色的要凉快，因此不管不顾的穿起凉衫来。而大家也不傻，谁也知道热，明知违规却看见了也不吭声，于是凉衫又再次流行回来了。
而蒙元此时也占据了江南，这帮来自大草原的家伙们哪里知道这些规矩，愿意怎么穿怎么穿，更不会专门为此定规矩，于是江南士人们也重新穿起凉衫。所以在朝廷重回江南后，这种穿着也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遭过罪的官员们更没有人旧事重提，就重新作为便服保留下来。
当然赵昺也不能改变一切，比如头上的帽子。在现代帽子的作用除了遮阳、保暖这些日常需要外，也只有特定人群才会经常戴帽子，其他人是没有限制的。可在这年代是绝对不行的，古代男人成丁时会举行冠礼，这仪式主要内容就是父亲或是族中长辈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表示着这个男人已经成人了，可以负起家庭、宗族和国家责任了。
另外古人把帽饰称之为“头衣”，“元服”和“首服”，由此也能看到人们对帽饰的重视程度了，却也不是随便戴戴就行，在什么场合什么人戴什么帽子，被国家以近乎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一旦违背，后果难以预计，轻则受顿训斥，重点罢官免职，再重点要是被扣上藐视朝廷的罪名，那就更恐怖了。
所以冠帽之间有了贵贱等级之分，贫贱无身份的人不准戴冠，那也要以黑巾裹头，庶民便又被以“黔首”代之。而“绿帽”之说却也是源于此时，蒙古是没有娼／妓的，入主中原后，发现居然还有妓院，觉得太落后，于是规定失足女着紫衫，在此做工的男人戴绿头巾，以示区别。因此要是一个人在古代下定决心在任何场合都不戴帽子，那就意味着他要自绝于社会了。
赵昺不喜欢戴帽子，尤其是夏天，因为作为现代人大多知道人体散热只要是通过头部；另外就是‘戴帽子’在现代也多是贬义；再者就是太麻烦，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了，他自己都无法成功的将头上的小冠戴好，依然需要他人的协助。所以他这个腹黑的家伙经过研究后，结果认为古代人之所以将戴帽子视为大事，其实就是为了头发，因为头发对于古人的意义非凡。
首先《孝经》有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认为如果头发等身体上的东西是父母给的，如果剃头，则视为不孝。华夏儿女除了出生时剃一次胎毛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终生不再剪发。即便赵昺想在军队中推行短发，以保持个人卫生，防止长虱子传染疾病，及便于在战时受伤易于救护，但是由于自上到下的反对都不可能，以至于帽子都被设计成高筒，以便于将长发置于其中。
另外，大家都听过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其的狡诈，其实在古代是真有可能的，因为头发在这个年代依然是被认为是很重要不可人为随意损坏的部分，否则真会跟你拼命。再有古代女子若是有了心上人，便会将头发给心爱的人是代表着想要“结发同心”，意思是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送给心上人，以表达无以复加的爱意，而头发自然最合适不过。
但是赵昺以为这一切并非不能改变的，其实能否改变还在于人。‘刘氏冠’的流行就是例子，汉之前的冠或金或革或布，而刘邦却制作竹皮冠，用现在的话讲，刘邦用的是标准的创新思维。而这顶帽子就经历了世人从讥笑到认可，从认可到赞赏，从赞赏到效仿，从效仿流行直至成为不可损益的经典，以至竹皮冠又被称为“刘氏冠”流产至今。
当然赵昺也在悄悄的改变大宋朝，这不仅是因为改变了历史上宋朝的结局，造出了更为先进的船只和武器，在其它方面同样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习惯，打破了过去的传统。比如这次朝会，他不仅允许臣僚们常服上殿议事，还给大家准备了座位，并供应凉茶及酸梅汤解暑，而在过去除非宴饮和私下会见，是完全不允许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会议开始后，王应麟首先向官员们介绍了国内的形势。说明当前朝廷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极大，由于收复江南后为了安抚百姓，很多地区减免税赋，以致此次北伐所需的军粮除了官田所出外，还需要动用大笔银钱从民间收购，然后再运到前线，耗资巨大，朝廷已经不堪重负。
且北伐虽然收复两淮和荆襄大片土地，但由于战争自去岁秋后展开，持续至今夏，导致新收地区因受到战火波及耽误了农时，导致许多地区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同样需要朝廷调拨钱粮赈济。此外诸多州县城池毁于战火，急需重建，水利设施要修复，还需招募百姓组建州军等等皆需朝廷后续资金投入。
为了北伐，动用了数十万的军队，且还动员近乎相等数量的夫役为大军运输物资，修建城壕。而这些民夫皆是青壮，是种地耕田的主力。现下江南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夏收之时，稍后又要播种二季稻，因此要放归民夫回家，否则会耽误农时，影响今秋的粮食产量，导致粮荒。
因而王应麟强调当前新复各州府的任务不仅要尽快稳定人心，还要在农时到来之前迅速完成检点人口，分配土地的任务，以期能够将种子播种下去，到秋季有所收复，减少对朝廷的依赖。同时可以将生产的余粮供应给驻扎在两淮的军队，减少长途运输的消耗，减轻朝廷的困难。
然后王应麟又介绍了朝廷中的形势，由于战事已经持续近一年，军费开支巨大，使得有些官员开始质疑是否要继续北伐，要求朝廷尽快停止用兵，施德政养民力。且民间风言也起，以为北伐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之举，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不说。还因战事造成大批百姓的伤亡，使得家庭离散，妻离子散，酿成无数悲剧。
朝野的攻讦让皇帝与支持北伐的朝臣们倍感压力，因而王应麟再次要求各地官员要严格执行既定政策，不可恣意妄为，要吸取濠州事件的教训，因为一时的意气引发民变，导致百姓大批逃亡和死伤。如此使得朝廷声誉受损，落人把柄，还使得个人前途尽毁。
起初众官和军将对王应麟所言也深以为是，也从中听出朝廷因为财政压力巨大有结束北伐之意，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陛下要止兵于应天府的传言。大家对此虽然感到失望，却也理解朝廷和皇帝的苦处，可终归小皇帝还未发言，且没有做出决断，因而尚能保持冷静。
但是当王应麟说起濠州事件的时候，底下便开始相互窃窃私语，接着声音越来越大，进而抱怨朝廷对底层官员的要求过于严格，导致束手束脚，工作难以开展。最后就开始为张颂叫屈，以为朝廷对于其的处置过于草率，不应如此严苛。场面一时混乱起来，终于有人起身出列要求朝廷重查此案，另行做出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