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楚事情的原委，赵昺在下令追查刺杀事件的组织者之余，同时发诏京中告知留守的陆秀夫等人，命他们加强京中治安，严防类似事件发生。但暂时不宜采取搜捕行动，而是要对朝廷重臣加强保护，以防止某些不法之徒铤而走险。
与此同时，赵昺又传令事务局，要他们对入京的各地士绅和士子、太学生保持严密的监视，注意他们的动态，并及时与开封府衙门和御前护军保持联系，调拨人手对应节严、刘黻和江璆、邓光荐等几位亲信臣僚暗中保护，保证他们及家人的安全。又命倪亮以御前护军都统司的名义调罗大同率护军五旅入京，驻扎于皇城外，协同先期入京的护军二旅加强京师防务，震慑宵小，防止他们生事。
另外令事务局对‘真龙事件’的暗中调查，重点是放在追查幕后操纵者背景展开调查，看是否有利用释道进行不法之行，其中是否有摩尼教、白莲宗和弥勒教参与其中。若有发现，可即时予以密捕，绝不允许他们在京中坐大，起事。
赵昺在刺杀事件后突然变得如此紧张，绝非是被吓破了胆儿，而是因为他发现其中似乎有邪教徒参与的迹象。要知道一个正常人，即便是胆大之人，也不会飞蛾扑火似的用区区百人去袭击数万大军的行军队列。当然有人说现在不是有特种兵也会采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行动吗？
要赵昺说那是两码事，不说武器间的代差，就是现代的特种行动也非是仅仅用一小队就能完成任务，他的后边是有无数人在提供支持，前期的情报搜集，行动时间和地点的确定，清理和钳制周边的武装力量，甚至要动用海空天多种力量支援，上万人为那雷霆一击服务。
眼前的刺杀显然就显得无比粗糙了，但刺客们明知成功率几乎为零，后果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还是采取了行动。这除非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或是一介莽夫，此外就是被人洗脑，精神受到控制。而通过审讯的情况来看，赵昺和众人皆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否则没有人会做出这等‘脑残’之事。
而将刺杀事件与京中发生的真龙事件结合起来考虑，那么答案便让人不寒而栗，想想一帮因为利益受到侵害而恼羞成怒的士绅，勾结一批为了‘信仰’不惜性命的邪恶之徒，会在京中搞出何等事情。这绝非是赵昺自己吓自己，实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想想汉末的黄巾军，邪教一出场，就有惊艳的效果，封建帝王几百年构筑的大厦，几个目不识丁的地痞流氓就轻而易举地倾覆了，事变太突然，汉帝国的领导者还来不及清剿邪教军的经验教训，黄天固然没立起来，苍天却死了。所以，中国历代朝廷对邪教造反都特别下心思，舍得花力气。
历史上利用邪教搞事情的事件就层出不穷，大的威胁到国家政权，小的杀人害命、骗人钱财。东汉魏晋是一个高潮期，农民主要利用了道教和五斗米教；隋唐时期是一个低潮期，仅有几次弥勒教、火祆教起义；五代、宋也是一个高潮期。
入宋太宗时期就曾法令禁止两广地区的“杀人祭鬼”风俗，没想到后来竟发展到四川、湖北、湖南，一度影响到中原有小一半地区开始流行如此恐怖的风气。鼓吹煽动这种祭鬼风俗的多是一些巫师，说杀害他人祭给鬼神，此人一生的福气便会转移到自己身上。后来一度发展为生成活着便是苦难，杀了别人是一种功德，超度他人鬼神便会给自己福报。
这种恐怖的虚无主义，赵昺清楚在现代也是必须被清除的封建迷信活动。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有些人竟然从如此可怕的事中牟利，形成了产业链，一些血腥匪徒经常受雇，将路人残杀肢解后，卖给富人进行“祭鬼”。杀害方式尤为残忍不堪，路人被诱杀后，还会被肢解、割断耳朵、鼻子，甚至会被扔入沸水活活煮死。
且活人祭品是分等级的，最顶级的祭品是儒生，次一等的是僧侣，其余的人再次之，因此读书人也成了邪教团体觊觎的对象。宋朝时重文抑武，儒生一般都是官阶人士，身份贵重，所以作为祭品供奉的多是妇女小孩等没有抵抗力的弱势群体。
赵昺从收集的笔记中就曾读到过一个故事，其中情节简直就是《倩女幽魂》的现实版。故事就发生在本朝，一儒生赶路，天色渐晚，一个田间农民告诉他说前方多野兽，夜行不安全不如去附近的一大户人家留宿。儒生道谢后去了农民所指的人家求宿，那家主人非常热情招待，还派了府上最美的丫鬟来伺候儒生
夜里丫鬟竟主动来儒生房内，这儒生看人家姑娘漂亮，那流氓劲儿也上来了，留宿好几夜，这姑娘也是夜夜前来亲热。有一天夜里，姑娘照常来了，却紧张兮兮的对儒生说，我本是一个良家妇女，被这户人家抓来，专门哄骗你这种儒生，等到了时日便要杀你祭鬼。
儒生听了以后直冒冷汗，立马找东西在墙上凿洞，带着姑娘没命的跑，等到天亮时才发现居然跑出足足四十里地！连忙去报官，军闻讯立即出动，将宅院里的邪徒一网打尽，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杀了几十个人祭鬼了，那个在田里给儒生指路的农民也是其中的一员。
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以至于气得一直以‘仁义’闻名的仁宗皇帝，都下令对邪教徒一律凌迟处死，可见形势有多严重。但是这种事情与‘吃菜事魔’问题相比，还是小事情，其才是核心问题。
以赵昺所知，秘密宗教本质上是属于下层人民的，宋代下层人民思想意识变化剧烈，世界观中已有朦胧的阶级意识；追求“福”、“善”的社会伦理；并寻求社团的保护。而秘密宗教具有现实保护、经济互助和精神安慰功能，从而对贫苦农民产生莫大吸引力。
在宋代最主要的邪教就是摩尼教，也就是所谓“吃菜事魔”的由来，宋廷用此称呼先指江南公开活动的明教徒，后指江浙一带山村秘密宗教信徒。且秘密宗教名号众多，地方性十分突出，但基本上是以东南沿海为中心向内陆波状流传。
北宋时期先是有王则领导的弥勒教起义，后有宣和年间爆发的方腊起义，才使宋廷注意“吃菜事魔”问题，但仅有极少数官员提出深刻见解，官府只能采用军事镇压的手段，南宋后期则因为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到蒙元入侵上，对邪教出现了轻刑化趋势。
正所谓物极必反，在宋廷被赶出江南后，由于元朝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几经沉浮的白莲宗发展迅速，白莲忏堂大量出现，信徒众多。已然出现“南北混一，盛益加矣”的现象。形成主要两个团体，一个被称为“吃菜事魔”；一个被视为“白莲菜”，也就是白莲宗的俗称，白莲教的而佛教异端弥勒教与摩尼教出现融合趋势，使得他们在同一区域活动的白莲宗相互影响。
不过赵昺作为后世来人，自然知道蒙元就是毁灭在‘明教之手’也就是当下朝廷称之为的‘吃菜事魔’，他们现下仍活跃于江浙闽赣地区。而这些秘密宗教起事，在他看来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水平，但组织还不成熟，传播方式还是向心式传播，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没有形成建立国家所需的政治基础。
让赵昺最为气闷的是这些邪教之所以‘邪’，就是千百年来不服王化，无论是谁当政它都不服你，就是要一心一意的跟你对着干，造你的反，就像‘平头哥儿’似的，管你是谁，跟你对着干就对了。而他们一旦起事就具有爆发时间集中、地域集中、影响大等特点，搞不死你也会让你脱层皮。
现在的局势十分微妙，儒学主要是在士人中传播，并没有能够深入百姓中间，而释道又是民间的主要信仰，久在乡间的士绅肯定与流传于民间的打着释道旗号的邪教有所接触。若是这些士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不惜与邪教勾结，两股势力合流那么就会产生一股足以引发危机的事件。
赵昺自然清楚士绅们的诉求是保住自己的利益，而非是推翻右文的宋廷，那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但为了增加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便与邪教联手向朝廷施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会与邪教们真的造反。让他气恼的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士绅，对邪教的理解还是太浅薄了，其的宗旨就是‘反朝廷’，所以事情一旦大发了，局势就非是他们能左右的了，而现在做的等于是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