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此次游览九华山不敢耽误时间太长，他们准备在此逗留一天，明日就要返回池州。过了未时，阳光已经不是那样强烈，大家也吃饱喝足，准备继续前往金地藏的肉身殿。预备在看过后在回到客寮歇息一夜，明日一早下山。
化城寺据肉身殿还有一段距离，赵昺依然是欲徒步前往，王应麟与谢枋得也不打算再乘轿。而和尚们有过午不食的戒律，于是留下王德与几个内侍在客寮，打理晚膳。他们身边只有倪亮和内卫随侍，轿夫们抬着空轿在后边跟随。
众人沿着山间通路向上攀行，此时的香客已经下山，途中只碰到三三两两的行人。赵昺目光所及也能看到扮作游方僧人和小贩的行动队员，散在他们一行人的左右，与内卫们通过手势和眼神交换通报周边情况，告知注意事项。
王应麟与谢枋得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所以大家行走的速度并不快，卢旭在前两步介绍周围的景致，两个老的伴在皇帝左右，侍卫们拱卫在周围。倒是很是惹眼，途中经过的寺院不时会有知客僧和小沙弥上前搭话，邀请他们进寺喝茶、参佛，让赵昺感觉有点到了前世火车站的感觉。
“五哥儿，对朱陆两学派争论不止形同仇敌的原因，可曾想过？”行了一段距离，有心事的王应麟追上小皇帝的步伐问道。
“吾以为朱陆二人的矛盾更多的是在学儒的方式及宇宙观上，究其缘由还是二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情及人生实践上的不同，进而在学术研究上产生分歧。”赵昺想想道，其实放在现代社会就是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朱陆二人出身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经历不同，自然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五哥儿言之有理，朱陆二位高贤的出身确有不同。”王应麟对小皇帝看待问题的角度觉得十分独特，但也以为不无道理。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朱熹在十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立志要做圣人。
其父朱松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绍兴十八年，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
陆九渊生于一个九世同居的封建世家，他的八世祖陆希声曾在唐昭宗时任宰相，五代末因避战乱迁居金溪，遂买田营生，富甲一方，成为地方上的豪门大族。金溪陆族经过几代变迁，到陆九渊出生时，家境衰败，只有十亩左右的菜田和一处药铺、一处塾馆，只靠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学来维持家计。
但至此，陆门仍保有宗族大家的风度。仍凭借良好的家风被乡人尊崇，曾经在家中推行《司马氏书仪》中所提的冠婚丧祭等礼仪。陆门家风整肃，治家依靠严格执行宗**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闻名州里，甚至受到孝宗的称赞。
所以，朱熹所学是来自于家庭和老师，承袭了二程‘洛学’正统，从而为自己以后的学说奠定了基础。而陆九渊所学则是来自家中的藏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但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不过吾以为他们之间只是学术上的分歧，而非根本上的矛盾。起码在‘义利’上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如此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修习方法上有着统一点，认为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赵昺言道。
“嗯，确是如此，朱陆两位高贤入仕后，皆对时弊进行了革除，做了于民有益之事。”谢枋得道，他对两人的品德上也没有什么疑义。
朱熹在入仕期间，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的弊端。淳熙十六年，诏命其知漳州，他到漳州赴任后，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十月，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陆九渊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治国家疾病的“四君子汤”。光宗绍熙元年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其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还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他们官做的很好，官声也不错，为何又不做了，或是做不下去了呢？”赵昺反问道。
“因奸佞当道，又因他们一心向道，不愿入仕！”谢枋得道。
“吾却是不这么认为？”赵昺摇摇头道。
“五哥儿以为如何？”王应麟道。
“吾以为他们不会变通，也不懂的为官之道，书生意气空有一腔热血，最终只能无奈退隐乡间著书授徒。”赵昺言道。
“……”
“吾知道你们不服气。”赵昺看看几人的脸色笑道，“为官者不仅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也要有‘上知君意，下体民情’的务实。而更要懂得官场之上并非皆是贤德之士，其中也不乏心术不正的小人。”
“五哥儿所言不错！”王应麟点头道。
“庆元党禁之事，诸位当知，监察御史弹劾朱文公‘十大罪状’，引发对理学的清算，其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之言，他落职罢祠，门人或流放，或入狱，皆受其牵连获罪。这是为何呢？难得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贤良之臣，皇帝也昏聩之辈吗？”赵昺边走边问道。
“这……这因奸佞沈继祖陷害，其极尽捕风捉影、移花接木，以颠倒捏造的手法炮制罪证，而宁宗皇帝和朝臣被其蒙蔽，从而导致党禁惨祸的发生。”这个问题很敏感，王应麟想了想才道。
“王先生就比朱文公会做官。”赵昺笑笑道，“其实我们都知党禁的发生是因‘经界’而起，时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员士绅吞并百姓土地，而赋税并没有随着土地的转移而划转，致使田税不均，失地百姓承受更为沉重的赋税。而朱熹提出行经界，重新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损害士绅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吾之所以说其不会做官，就是说他不自量力。当下我推行士绅一体纳税与经界同出一辙，朝野反对声就不断，废立之音再起，还发生了袭击御船之事。”赵昺言道，“想想吾为当今天子，尚会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而其不过区区一个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要面对满朝权贵和在野士绅们的压力，岂是他能做到的。”
“宁宗继位后，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而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后又参与朝争，弹劾韩侂胄。他如此当众指责皇帝不仁不义，又要限制当时欲北伐的皇帝，遏制君权，弹劾有拥龙之功的权臣，如此等于将能支持其革新的两位大人物全都得罪了，岂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