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当年乔治·安森来这边，守常你对英人如此厌恶。之前只觉得那不过是因为贸易利润之争，原来根子竟是在这？”
“前朝崇祯十年……呵，这一百多年过去了，英国人此番在欧罗巴和西班牙人开战，且都闹了个大笑话。水兵还没等上船，先病了三分之一。去个美洲且只能维系2000人的远征，百年前却想破门，倒是可笑。”
“我在欧罗巴时，法王时常给我讲英人自大且令人讨厌，不可信任。我只当那是英法世仇若如吴越……这么一想，倒似非是虚言。”
刘钰正色道：“岳父大人，此事虽可哂，但不可不防。”
“上一次岳父大人往欧洲，走马观花，未必看得到太多。”
“此番岳父大人一驻数年，期间又参加亚琛和会，就没感觉咱们和欧罗巴诸国，尤其是新教国家诸人，实难沟通吗？”
“很多时候，说话如鸡同鸭讲。相反倒是和那些旧教国家，竟多少还能讲明白一些道理。”
“我说的这鸡同鸭讲，不是说语言不通、典故不明。”
“而是……怎么说呢？”
他不知该怎么说才好，齐国公却是一拍手道：“我正要说这个，确实如此！鸡同鸭讲，鸡同鸭讲，此言大善。”
“绝对不是语言不通典故不明，而是很多事明明道理是这样的，他们却以为是那样的。”
“就像这一次，这不是因为禁教的事吗？我这边的人就说，天朝数千年来，不曾信什么陡斯之神，却亦是礼仪之邦、君子之风。”
“我本以为，本朝禁的是旧教，这新教国家该拍手叫好才是。结果呢？”
“他们却言：【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
“我手底下的人便拿你说，便说你搞出接种牛痘之法，挽救万人性命，而你又不信义，所以你的所作所为也要下地狱？”
“不信义之前，做好事，反而是更坏的？”
“他们竟说是……你得下地狱，而且比别人罪恶还大，因为你不信神，你做的事，你种痘救人，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完成的。不但是罪恶的，而且还是魔鬼的引诱……”
齐国公的话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当时争辩的时候，齐国公见势不对，赶紧把自己这边的人带走了。
因为这边的人说上头了，说完刘钰觉得可能分量不够，准备把尝百草的神农、燧木取火的天皇、以至于现在的天子都加上。
齐国公当时一听这话就知道，就算加上天子，再有功德，那也是“下地狱”的命。
这话是要搞出外交争端的，大顺又没有能在欧洲报复的舰队。
齐国公觉得到时候被人诅咒天子一顿，“君辱臣死”，自己非要在这边跟他们拼了不可，否则回来可就没法交代了。他倒是不怕死，估计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好容易搞出来的贸易局面，这时候最好还是别出岔子。
是以赶紧把话刹住。
他和旧教的人打过颇多交道，大顺禁教之前，一大堆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宫廷工作，还有几个三品官。
这些旧教的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可没新教这么极端。而且一直在往本土化上靠。
齐国公哪见过新教极端化的因信称义这一套啊，当死彻底懵了。
心说这他妈不是扯淡吗？完全就是鸡同鸭讲的感觉不说，如今被刘钰这么一提，又提到“闭关”、“禁海”之事，竟是一下子想通了不少。
心下隐隐明白刘钰说的那种“鸡同鸭讲”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己以为普天之下有道理，大家都是人，是人就得讲道理。到这边，直接分成是人、不是人、信义是人、不信义不是人了。
那还讲个屁的道理？
刘钰听齐国公讲完这个事，笑道：“此事，其实说来也简单。国公可知道本朝龙兴时候，欧洲正因为新教、旧教打仗？”
齐国公点点头，刘钰又道：“国公是否知道，如今不管是本朝，还是日本，儒生欲变革，必要言称先秦，语必孔孟？”
齐国公又点点头，随后明白过来。
“你是说，物极必反？所谓新者，必要比旧者更旧？凡变革，必要言称古训、言借古训？”
“新者实则旧之旧，必要比旧者更旧、更信、更极端？”
“按你所言，这不管是基督，回回，改来该去，只能越改越极端？若不言古，便不可撼动现今，只有言必称古，方可撼动现今为异端邪说？”
刘钰嗯了一声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若不提古训、圣人，为何能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既说现在的说法是错的，就必要比现在的做法更古、更原。”
“其实也不知是基督、回回，便是本朝所兴明教，若行变革，也必先古。想要变革的君子，必要比现在的君子更像古时的君子，才能变革为新。”
“这新教，着实比旧教更原、更极端。”
“只是，自明末起，与明教高士所争者，皆为旧教徒；而至本朝，朝中为官者也为旧教徒。是以本朝少与新教国家打交道，不知其极端之处。”
“他说我救人越多，下地狱越惨，正是此等道理。而若旧教，倒是还会加几句，我的行为倒像是个圣徒，奈何蒙了心并不入教。”
他这么说倒也是倒因为果，因为耶稣会的人要走上层路线，要在中国混，总不能搞因信称义那一套，对着皇帝、高官说你们不信非要下地狱不可。
耶稣会那群人还是很明白大顺的皇权是什么意思的，敢那么说别说试图传教了，肯定直接凌迟了。甚至在往欧洲的信里，也说皇帝其实已经算是半个基督徒了，做了很多好事云云。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旧教的确也不是好鸟，但从利玛窦到之前在大顺官场混的那些传教士，只要不谈上帝，士大夫还能和他们交流。
齐国公这次和新教打了打交道，顿觉之前他觉得厌恶到极点的旧教，竟他妈可爱了几分。
本身大顺一边禁教，一边盟法国，很多人就感觉有些不理解。但经这么一对比，一下子似乎就理解了。
法国固然不是好鸟，但其余的那几个更坏。
刘钰借着刚才说的前朝崇祯十年的事，又道：“其实英国人这等想法，着实正常。”
“我给岳父大人捋一捋哈。”
“英国、荷兰这些新教的，自己搞贸易保护，自己搞禁海政策、自己搞航海条例、垄断授权。完后大明崇祯十年就指责天朝闭关。那我去泰晤士河卖货行不行啊？很明显不行嘛。”
“我上次去荷兰，我说你们荷兰国能在天朝开商馆，为啥天朝不能在荷兰开商馆？他说的那些道理，和你刚才说的【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比说，按咱们的道理，你饿了来我家吃饭，吃了几天，我说我没钱了，要去你家吃饭。这不很正常吗？”
“但他们的道理呢？那就不是人与人的道理，而是人与畜生的道理。”
“这就好比人和耕牛，耕牛干活可以。但耕牛想吃粮食，就不行。咱们这些不信义的，根本就不是人。”
“不让牛吃粮食，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和不是人的，怎么能讲人的道理呢？”
“所以我蒙主的恩典，来你家做生意，你就得开门。你若不开门，你便是罪恶的，要下地狱的。”
“但你来我家做生意，不行，因为我蒙主的旨意不给你开门，你来开我的门，就是罪恶的，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我说，完全是鸡同鸭讲，讲不明白道理，根本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人与人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人与畜生的交流。”
这几句话，让齐国公着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回味着那句“不让牛吃粮食，不是理所当然吗”，连声道：“对对对！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这种感觉。明明没道理的事，他却说的理所当然。”
“这几年我在欧洲，和那些新教国的人打交道，就是这种感觉。完全讲不了道理。就像你说的商馆问题，我自然也是惯常地说了你说的那些，他们给的回答，就是这种感觉。”
“你若不说，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形容！”
齐国公的这一次欧洲之行，确实产生了许多想法。
他第一次去欧洲，那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
那一次去欧洲，只是一种类似于汉朝听闻西边有个罗马，自己未必是唯一文明的那种感觉。
既不是那种天朝上国看啥都觉得是蛮夷。
也不是那种被欧洲人击败之后，由极度自负转为极度自卑的那种“道心破碎”的感觉。
而是一种纯粹的平等视之的感觉。
等着这一次去了欧洲，齐国公并不是如上次一般走马观花地去看，而且加之受了刘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次在欧洲数年，所见所闻，都让齐国公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是刘钰刚才讲的前朝崇祯十年的那种事的模板。
齐国公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现在并不知道有个词，叫做【双标】。
但大部分事情，都和刘钰讲的那个崇祯十年的英人故事差不多。
崇祯十年的这件事，对此时大顺的人来说，可笑的地方倒不是“夜郎自大、可笑不自量”。
不自量这种事，虽然可笑，但不是那么可笑。
而是，一个有航海条例的国家，一个禁止东方商船直接停靠其国港口卖货的国家，一个有行政授予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为什么会觉得别国选择不和你做生意就是错的？
齐国公觉得，这一点他就很难理解。
这件事只是个其中之一，实际上齐国公这一次访欧之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不通道理”。
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华夏文化培养出的那种基本道德和是非观，在欧洲那几个新教国家是完全说不通的。
华夏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普世帝国的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甭管这套道德标准是不是全是对的，亦或者是不是符合时代。
只说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标准。
外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也是用这一套标准。
甚至自己也是笃信这种单一标准的。
比如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有点那啥……
所以只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后人听说祖先夺天下的过程，也是趴在那羞愧的哭，说如此国祚岂能长久？
亦或者说是西洋传教士，只要做的符合这边的标准，依旧可以得一个“利子”的评价。
但齐国公在欧洲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如今被刘钰这么一说，当真是说到了心坎里。
尤其是这几年大顺一直在喊让欧洲各国允许大顺开商馆，而且觉得自己早就让他们建商馆了，按说自己去那边建商馆很合理才是。
可对方回绝的理由，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不应该。
气势上，理直气壮地拒绝倒没啥问题，本来就是没屁清清嗓子闹点动静，大顺也没指望扯淡就能扯到在欧洲开商馆。既要拒绝，气势上不能输，也正常。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内涵，那就有些让齐国公感觉非常别扭。
应该说，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因义称信，导致的鸡同鸭讲，根本无法正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