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让马浩川有机会刷军功的帝王心思，也在于皇帝压根就不准备自己“走”后，让马浩川统领大军，至少不是让他执掌京营野战部队。
而是另有用处。
当年军改的时候，刘钰就说过野战、会战、清剿治安改土归流战之类的区别。
也说过当年前朝在西北和蒙古人整天开片，打无甲的蒙古人，打出的经验就是火枪不需要破甲，而是需要乱中速射，所以三眼铳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等着对付大明龙虎将军学习大明开国军制搞出的“洪武永乐年明军”的时候，力不从心。
也说过大顺在西南改土归流的实战经验，实战出来的结果，就是走的一堆弯路：打西南土司，打出的经验就是堆一大堆奇葩的炮。
小的、大的、甚至出现了炮兵轻重分化无中口径野战炮的歧路，要么弄出一堆两个人就能抬着走的小口径炮实则是大火枪来加强火力“欺负”无炮的土司；要么就搞专门攻碉楼攻城墙的超重攻城炮之类的东西，来满足西南改土归流战场的特殊化需求。
但这种“治安战”的特殊经验，打菜鸡确实好用。
但和臭棋篓子，越下越臭，真和国力水平相当的打，能被人的炮兵把屎打出来，效果并不好。真遇到了野战炮正规化的部队，是要吃大亏的。
皇帝打仗实操不行，但道理还是能懂的。
一个在西南改土归流和在川西平叛中锻炼出的将领，能否担得起大规模野战会战统兵的能力？
那些在西南改土归流中的野战经验，将来在可能的野战会战中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为帅为王者，关键是物尽其用。
要执掌京营之类的野战部队的将领，要从哪挑？
显然，要从征准、伐日等这种大规模野战的战场上挑出来。有些东西，尤其是大兵团会战的东西，只靠学兵法或者纸上谈，终究差点意思，也不是从对付土司的那种战争中能学到的。
而马浩川从西南改土归流到川西平叛刷出来的经验，将来应该用在哪？
皇帝是有考虑的。
准确来说，马浩川是皇帝留给儿子做“驻印大都督”的候选人之一。
因为，打印度的将领，皇帝选的是跟着刘钰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新人，他们和刘钰的关系太深。
打完野战定下胜负之后，是要调回国内一条龙的——封爵，枢密院养老，收兵权。
而将来在印度驻军的将领，未必要会打大规模野战，但一定要擅长小规模的清剿、奇袭、快速机动、提前瓦解等等。
或者说，将来需要一个治安战高手，而不是一个野战会战的高手在印度。
皇帝对印度真的是非常感兴趣的。
感兴趣的原因，不在于贸易。
没有人告诉过皇帝，或者说，皇帝不是一个穿越者，所以皇帝压根不可能知道，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之前，第一收入是印度的土地税、第二收入是印度的食盐税。
但，李淦是大顺皇帝。
所以，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也不需要一个先知来告诉他：那么大、富庶、人口众多的地方，想赚钱，排前二的肯定是土地人头税和盐税。
这个道理，跟天朝皇帝讲，就好比神秘兮兮地告诉天朝皇帝：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一样，纯他妈废话。
皇帝心说我还能不知道最赚钱的是收土地税人头税和盐税？
工商业赚钱的意识，需要皇帝有极高的开拓想法。
靠土地税和盐税赚钱的意识，需要皇帝不是白痴就够了。
当然这也和传统、国情有关。
所以最先想到在印度搞土地税想法的，是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杜普莱克斯，而不是以商贸立国的英国。
以至于后期有段时间，明明东印度公司都控制盐税了，英国工业资本还要求公司放开盐税，以便英国制盐的能跑去卖盐，理由是“垄断盐严重损害了印度民众的健康是不人道的”，被东印度公司在议会一通臭骂嘴上都是百姓心里都是生意。
而对大顺来说，收土地税和盐税，那简直就更国情和传统了。
刘钰在印度画的饼，没有说对国内工商业的促进，甚至也没法说，说不通。
因为如果没有一场瓦解印度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天灾、人祸，去印度卖棉布那也和跑松江府去卖丝绸、去景德镇卖陶瓷、去虾夷卖咸鱼差毬不多。
而皇帝看到的饼，也是印度的土地税、食盐税。
所以这个饼，对知道现如今印度的中央集权崩了、印度各节度使互相征伐、阿富汗那边再一次冲进印度劫了德里之后，皇帝的心思已经是定的不能再定了。节度使互相征伐，还能缺的了石敬瑭？
稍微一算，就知道至少2000万两的土地税、600万两的盐税。
每年。
皇帝焉能不谨慎为将来挑选人才？
所以这一次西南战略的改变，实则就是皇帝在用西南做考场，挑出来一群擅长治理这种“夷”区的、擅长主动发起战争的人。
这一次川南改革，皇帝把握住的方向，与刘钰在意的方向，完全不同。
谷/span将来等着印度大局将定、和刘钰关系较近的那批人调回来封爵削权扔枢密院养老之后，需要什么样的人去印度？
武官。
需要一个不是在刘钰为帅、为大将出征的另一个战略方向上成长起来的。
需要扔去一个地方，要有主动精神，不要担心擅启边衅，而是要善于抓住机会，主动开启边衅，毕竟相隔太远，事事回报，黄瓜菜都凉了——好比印度俩节度使打的两败俱伤的时候，是直接冲过去收场？还是先回报朝廷，等朝廷决定？
需要经常打那种小规模的战争，在憋到大战之前，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小规模战争，让对面无力凝聚力量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野战反扑。
需要拥有一定的战略意识，不能只会打仗，还要善于处理类似西南地区这种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
需要有胆识，敢赌，敢搏出身。
需要适应复杂的闷热潮湿的气候，需要有在闷热潮湿地带作战的心理准备。
以上种种，决定了马浩川绝对不是泰兴十年后大顺最能打的年轻将领，但一定是最适合在西南锻炼，将来去印度的将领。
当然，皇帝不是只选了这一对。
而是借着川南开发的契机，通过川南的盐业发展，将叙州府这个黔、滇门户巩固之后，要对西南政策全面转为比改土归流更激进一些的主动。
但叙州府，叙马军区，是这一切的开始，也是最容易尝试新经验是否可用的地方。
武官如此。
文官也一样。
刘钰举荐的叙州府尹人选，也正是皇帝认为比较适合将来的人选。
因为，印度不是大顺本土。
说白了，叙州府才多大的地方？就为了这点地方，破格提拔两个年纪上只要干得好三十年后就有封侯拜相可能的人？自是还要为更长远的打算，否则，只改叙州府，皇帝随便弄几个激进点的一样可以改，何必要用这两个年轻有前途的。
一个使功，一个使过，但不管将来使功还是使过，都得把事办的漂亮的。
叙州府尹要做的事，在内部，众人的评价，可能和前朝的矿监差不多。但去外面，正需要这样的敢下手的人。
所点的叙州府尹的履历，也算是大顺这几年涌出来的那种因为战略重心南移而“起飞”的官员。
这官员姓牛，名从昀。
牛从昀的履历也算是标准的泰兴十年后光速升迁的典范。
先在台湾府彰化县当县令，垦荒、移民，以及吸纳大米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或者说，因为刘钰在松江府那边推过去的资本投资，使他表现非常亮眼。
三年一次大计考评，一共干了五年，两次评上上，升鲸海那边的州牧。
当了州牧没干两年，因为之前的积累效应，使得移民成本极为降低，加之虾夷开发、资本北上去熬油捕鲸抓海豹、朝鲜国内出了点事百姓北上逃亡垦荒求活等，使得那里何止是蒸蒸日常，而是两年之内人口直接翻番。
虽然其实换个别人也差毬不多，到那个节点了，只要顺应大势，做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脱颖而出还是很容易的。
这牛从昀花了两年时间，直接越过了很多官员可能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坎，从州牧没有进京当京官，盟召入京觐见后，直接去了苏南，做府尹的副手，干专门得罪人的事。
因为那时候苏南正在进行税改，需要清查土地田亩，按照名为十一但其实是九一税的税率征收土地税。
朝廷这边点了不少人去做苏南那边的府尹副手，类似于前朝的同知，但又不一样，更像是个厅级特派员，只是名义上是府尹副手同知。
税改过程，一言难尽，但最终还是完成了。
表现亮眼，敢得罪人，这回更是三十出头直接飞升府尹了。
三十岁出头飞升府尹，当然有其自我奋斗的努力，但也和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在台湾府当县令，还是在鲸海当州牧，那都是赶在了大势所趋之上。
皇帝要点牛从昀做叙州府尹，一方面是因为其履历很好，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了他就没在“正经”地方干过的优势。
不管是台湾府还是鲸海那边，办事能力不是体现在内部各州县官员所擅长的方向，而是在于能不能理解新政策，敢不敢放手去干，突破之前的桎梏。
而且要么是和移民打交道、要么是个番夷打交道、然后就是和当地的大地主本地乡绅打交道搞清查土地，总之这三个特点都适用在叙州府。
尤其是新的井盐政策，以及叙州府南边的夷民区，确实也需要这么一个敢于快刀斩乱麻的人。
他和马浩川都是类似的“时势造出来的英雄”，马浩川的成功之处在于理解了新时代的战术，以及朝廷在西南地区的战略策略的转变之下他这种敢主动挑事的人可以被重用了。这要是大顺的战略策略不变，这种敢挑事的，早就雪藏了；或者不是刘钰主持军改的方向是强调快速变阵和营团战术单位，他搞得两次刷军功的冒险行动可能就要成为反面典型。
牛从昀的成功，很多都是源于朝廷南下政策和松江府工商业资本集团的形成。
马浩川的成功，很多都源于朝廷的军改，以及前朝大明二百多年对西南的铺垫。
他们，又不是刘钰的人，只是侧面借了力，却又不是刘钰主动扶起来的那些人。
这也正是皇帝所喜欢的年青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