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是暂时打不起来了。
可是松江府这边生员的斗争可是没停下。
有了明中晚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新时代下的新经验总结，松江府这边的生员们，可谓是步步紧逼。
虽然不再动手了，可是在舆论上，扬州府那边的生员已经彻底输了。
之前的政治流氓，配合专业打手，已经在这个突出部，获得了舆论上的胜利。
而这些生员们，则凭借这个良好的基础，在用拳头取胜之后，更加巩固了胜利。
江南地区的生员们，对如何掌控舆论、如何煽动舆论，在前朝中晚期的斗争中，磨砺地愈发成熟。
比如，要煽动舆论、要造谣，就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要搞舆论，千万不要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如果真想煽动舆论，真想造谣，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
这些东西，可真不是刘钰教的。
而真的是生员在前朝的斗争中，自己悟出来的。
比如经典案例的“民抄董宦”事件。
第一步，如果要煽动舆论、造谣、获得舆论优势，就需要明白，民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是什么、民众能接受之乎者也吗？
显然，不能。
所以，就需要先写一本戏，叫《黑白传》。
将要攻击的董其昌的种种罪名、丑恶，写成戏剧。
百姓是喜欢看戏的。
将舆论放在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中，迅速传播。
出钱，到处演戏，让百姓来看。
短短几天时间，整个松江府、苏州府，都知道董其昌以七十岁高龄，老牛吃嫩草，抢民女。
等着董其昌反应过来的时候，木已成舟，舆论彻底不在他这边了。
至于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就不重要了。
看过戏的百姓，都知道，董其昌这个老不要脸的。
不但编成戏，还写成了小说。
还专门让说书人，在各处说这本书。
有点类似于刘钰在荷兰办的黄色小报，而且这些掌控舆论的读书人，也非常明白老百姓都喜欢啥类型的。
所以据说这《黑白传》里，包括戏剧啊，都是些诸如“如何将她的纽扣儿松”之类的话。
等着后来事情闹大了，后续的舆论那就更是奔着下三路去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嘛，而且传播较快。
以至于说这部戏和小说的作者，因为仗义执言，记录真相，被董其昌报复而死。
而董其昌还让他的家奴，去上人家殴打这作者的母亲，还把人家老母亲的裤子扒了，绑在椅子上之类的。
诸多细节，绘声绘色，宛若亲见。
以至于还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说是后来告上公堂的时候，有“剥裤捣阴”之词。
至于真假……
这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这种配色的消息，传播速度极快。
市民当然喜欢看这样的戏、这样的小说、听这样的故事。
而更专业的《民抄董宦事实》、《景船斋杂记》、《说梦》等小说，也纷纷流传，越发传奇。从一开始的七十岁老者是如何强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到后来家里恶奴如何捆绑秉持公义者的老母亲、如何扒裤子等，越发的详尽。
事实不重要。
重要的，这些前朝的斗争经验，被证明是有效的。
要明白，受众是市民、是有正义感的老百姓，也是喜闻乐见下三路的老百姓。
搞些四六骈俪的，卵用没有。
就演戏。
说书。
这才是煽动舆论、掌控舆论、此时走入群众的好办法。
松江府的这些秀才，都是老斗争员了。
造谣。
煽动。
制造仇恨。
传播。
等等，都相当的专业，真的不需要人教。
刘钰在阿姆斯特丹玩的那一套，这群人在万历四十三年，就玩的不稀罕玩了。
就是人怂一点。
当年周顺昌事件，在打死锦衣卫之前，宾朋满座，因为罪状就是个贪污，不是啥大事。
等着真闹大了打死锦衣卫了，直接挑战皇权底线，几乎要定成“吴人皆反”罪名的时候，人情冷暖，立刻就“止三五人”还来看望了，生怕沾上关系。
是以这些生员虽然被刘钰在江南用橡胶棍殴打过，但也并不太敢造刘钰的事，怕真的被抓，也怕刘钰把他们的退税扣了。
但如今是对付些和他们一样等级的生员，背后还是个在他们看来肯定要衰败的盐商，那还怕啥？
一时间，各种讽刺盐商的、讽刺扬州生员的、描绘盐户悲惨生活的各种戏剧、小说、说书，沿着盐河传的飞快。
包括且不限于，这些儒生为了讨好盐商，是如何让自己的老婆精心打扮勾搭盐商的；那些盐户又是如何被这些人逼迫欺骗的。
此时这里比较喜闻乐见的经典戏剧，看戏名也就知道都是啥。
本来嘛，民间的戏剧，都不是多高雅的东西。
本身，《和尚打‘斋’》、《小寡妇上坟》、《莺莺拭红帕》之类的东西，就层出不穷。
这些东西，秀才们也有不少是弄个笔名，靠这个吃饭的。如今写这样的剧本、评书，那真是如同兔子啃芹菜一般简单。
很快，在人民朴素的善恶观下。
盐商是坏人。
盐户不想煮盐。
为盐商说话的就是坏人。
这样朴素的观点，传播的飞快，每天都有说书的说新的段子。
不过，夹在这些段子中间的，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夹杂的关于政治、经济的私货。
林敏虽然对江南的破靴阵早有耳闻，却真没想到能搞成这样。
如今刘钰已经带兵进了城，林敏也算是彻底安心了，知道事情不会再闹大了。
见了刘钰后，忍不住笑道：“口皆喊着仁义，心里想的都是生意。”
“前朝洪武皇帝，对生员有十二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准生员议政，所谓天下利病，生员不许言。更严禁生员去诉讼，告不干己事，一律革除功名。”
“是以，梨洲先生才欲行学校议政之古法，实是对此规定的反而动之。终究，还是要先正心，然后才能做事。”
刘钰心道这玩意儿和心正不正有啥关系，搞政治的前提、政治构想的前提，是人心要正，这不是扯犊子吗？
生员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不就是正常的操控舆论、给对手泼脏水的套路吗？
地方议员打架，那不是正常的不得了？
“林大人，此番事，我邀请了一些江南大儒来此。这件事，生员闹一闹，也正常。”
“闹完之后，真正判决之后，这件事如何定性，还是要控制一下。由颇有威望的大儒压阵，把这些事写清楚，装订成册，也算是儒林一桩盛事。”
“届时，便有不服气者，便以十年为期。十年之后，且看苏北之生活，竟是好还是坏便是了。”
“十年之内，不得再议。林大人以为如何？”
林敏知道若是刘钰预先不知道请来的大儒是什么态度，肯定是不会请的。至于有没有给他们贿赂，收买，那就不是自己所能知道的。
这世间，肯定还有不少真正的、有仁义、有情怀的儒生的。
看这意思，刘钰是准备把这件事，搞成一场大讨论。
届时，肯定还是要羞辱那些扬州生员的。
但羞辱之后，就要进行一场争论了。
这场争论，还算是比较必要的。
有点类似于盐铁会议，但又不是发生在朝堂中央。
也算是在经济、赋税等问题上，对明中晚期的一些思想混乱的总清算。
尤其是盐业问题。
包括是否应该允许私人随意开采盐、盐到底该不该收税、盐引制度到底该不该废除等。
终究朝廷从太宗皇帝开始，就立下了认为永嘉永康一派的学问比较不错的态度。这也算是祖训了。
这里面涉及到的经济思想问题，在刘钰看来，若是能够通过这一次的讨论，加以引导，是可以形成一些新思潮的。
通过大儒出面的争论和记录，整理之后刊行。
政治上的东西，肯定不能碰。现在碰还太早，没有经济基础，搞这些东西就是无本之木。
哪怕是黄宗羲的学校议政思想，且不提乡贤封建半自治这一套能不能行，只说皇帝肯定是不乐于见到这些东西的。
本身就是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现在最好还是把话题都带向单纯的经济问题。
主要还是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的一些经济上的思索，配合叶适等永嘉永康学派里一些摘出来的关于工商业的讨论。
无非也就是诸如酒该不该征税、茶该不该征税、盐该不该征税；商人大贾对国家的作用、国家应该控制哪些方面的税收等等。
也算是为江苏下一步的全面的税收改革、工商业税收制度，打好一个基调。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对明末的一些反思和经济思想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刘钰对明末的那些思想家，还是充满敬意的。只不过他们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针对明末那种特殊情况的矫枉过正。
不管是现在听来感觉可笑的人头税取代土地税、全面放开对商人的管控、放弃使用金银等等。
都是针对明末特殊情况的反思。
不是说全都是扯淡，而是说思考的很有深度，但不具备普遍性。
是明末乱政、魔幻江南、藩王占地、胥吏无度、诡寄投效，以及土地人丁黄册等等特定情况下的反思。
现在苏南解决了关键的劳役问题，所以整个的征税逻辑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再延续前朝特定情况下的反思去思考经济问题，肯定是要走偏的。
是以，这一次，主要还是要把这个“刻舟求剑”的问题解决掉。不要让那些大儒们，再跟着明末的反思去考虑经济问题了，很多东西发生变化了。
要通过这一次盐政、垦荒、圈地等问题，引导他们思考，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已经有了“豪商大贾、国之司命”；“市场调节、盐价自平”；“富人养活了穷人”之类的想法萌芽，便要试着引导一下他们，去思考些更深层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