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朝廷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中间人呢？”
“得了田的佃户，将赎买费，交给朝廷，而不是直接交给地主。”
“朝廷每年征收赎买费，再把这些钱投入到工业上。而只给地主利息。”
“待到二十年、或者十几年后，再把本金一次性给还地主。强制把他们的‘赎买费’，变成一种死期的发展工业的债券，而不是让他们把手里的金银投入到买地和放贷中。”
“亦或者，强迫用一部分诸如矿山、铁路、工厂的债券，做本金的一部分给地主。”
“既是说，垦殖方桉，并不能解决‘钱生钱’的问题。主要是垦殖土地皆在数万里大海之外，是以，要把‘钱生钱’赌在工业上。”
“只要，二十年后，工业发展了；亦或者火轮船可以载更多的人更多的货方便地飘扬过海。”
“那么，二十年后，这些地主手持工厂矿山的债券，也未必会兑换本金。就算兑换，届时白银日多必然银贱，朝廷这二十年间再多发些宝钞……”
“如此，地主不肯做工商，那就朝廷逼着他们做、强迫他们做、直接用他们的‘赎买费’的本金做。”
“既然国公相信，未来是工商业远胜农业，那么就以此为基础，豪赌一场。只要到时候工业发展起来了，漂洋过海方便了，这些本金，日后都是小事——不说别的，单说日后若这火轮船过海方便，扶桑的那些荒地，朝廷卖个几亿两偿还赎买的本金，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此为其一。”
“其二，昔日国公于松苏，亦苦于担忧白银流向买地的问题。是以发行纸钞，强制结算对外贸易的白银，人为制造白银流向内地耕地的困难。”
“如今朝廷要紧事，是要货币改革，取银金本位，而废铜钱之地位。”
“一旦此事做成，总不好再搞两套货币。那样，松苏等地外来的白银流入内地耕地上，便无阻碍。”
“那么，是不是可以再想个办法，来让这些游动的资本，固定起来呢？”
“比如说，利用朝廷的信誉，尤其是这几年开发扶桑金矿又做成了的信誉；利用朝廷的军队，在外占据印度波斯等贸易的优势……开办一个特殊的放贷的银行？”
“这个放贷的银行，可以给工厂、矿场等，提供稍微低息的贷款。而前提，是这些工厂、矿场等，拿他们的股份作为抵押。”
“朝廷开办的这个放贷的银行，再用信誉、海外市场，以及这些工矿抵押的股份，作为抵押物，发行债券、吸纳资金。”
“到时候，一则可达成对所有工、矿等行业官督商办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股份，大部分都质押在这个放贷银行中，朝廷完全可以用这些股份来督办这些产业。”
“二来，社会的游动资本，都化作为放贷银行的债券。实质上，也就是让社会上的游动资本，全都变成吃利息的，将游动的资本固定起来。只要工矿业发展的利润，高于支付的利息，那么这一套就可以撑下去。同时，又尽可能避免了这些游动资本，流向民间借贷、土地买卖、耕地投机等。”
“三来，商人投资，目光短浅，而又无序。今日见甲贵，便一股脑地生产甲，而至日后甲低贱如水，许多投资者又破产。”
“若这么一搞，实质上，我说的那种向工商业放贷的银行，便是这种生产的指挥棒。使得工矿产业的生产，如臂使指，不再无序。甲行业有前景，便多贷一些钱给他们；乙行业明显没前景，那就不把钱贷给他们。”
“如此一来，既符合内外分治的设想；亦等于是在先发地区，再搞一个天佑殿、再搞一个朝廷。这个朝廷内的人才，要以实学派为主，由选拔出的他们中的佼佼者，来作为发展实业的‘指挥者’。”
“即，选拔出的实学的状元榜眼进士举人，通过银行，来控制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通过这个信贷银行，把游动的资本固定起来，不要使得他们瞎乱用，尤其是去不想让他们去的地方，比如囤地、囤货居奇、操控物价等等。”
“而这样，朝廷可用的手段，可就多了。”
“譬若官山海之策。朝廷若能控制海外硝石、鸟粪的价格。那么，很简单，朝廷不卖钱，而让得地的小农，以粮食来换硝石肥料。如此，朝廷既能操控粮食价格，又可以用官山海盐铁之法，寓税于买卖之中，朝廷手里掌握的资源也多了，而不是仅有那千万两白银的岁入，关键时候竟买不到粮食。”
“譬若修铁路等事。朝廷又可有大笔的钱投入其中，而这种行业，见效又慢、回报又低，可偏偏不修不行、修起来后好处更是无穷。只有这样，这些资本，才能被逼着投向利益极大但不可短视的地方。这个也不需多么先见之明，只要回头看看大运河，便知国公所谓不需要水的大运河会有多少好处。”
对于李欗会有这样的想法，刘玉一点都不奇怪。
固然说，实学在刘玉这，说成是有术无道，只练外功的东西。
也固然说，刘玉嘴里嚷嚷着贸易、国富这些东西。
甚至于，刘玉对老马的学问，要么只说一半，要么压根逆练。
但，终究，有些东西，还是以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改变着许多人的想法。
终究，老马的思想也不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这三个基础上，继承批判发展起来的。
德国古典哲学，刘玉连个皮毛也不懂。这些东西，可能和大顺传统的东西，又对不上味儿。
既是对老马的学说说一半、或者压根逆练，那么除了他实在不懂的德国古典哲学，那么显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这两个新思想里“化作肥料的尸体”，以一种非尸体而是活人的态势，复活了。
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全篇都在扯犊子，也压根没有办成。但思想脉络是清晰的——以小农经济下普遍贫困的无产者，组成农业产业军，再以农业倒逼工业工资上升。
只不过，这一套扯犊子，是建立在“假设法国有919万公顷的上等荒地、随时可以开垦、三年见效、两年回本”的基础上。
于是，《论贫困的消灭》里的扯犊子，即便说大顺这群实学派从未看过这本书、甚至于拿三的叔叔此时估计还在科西嘉的妈妈肚子里，但依旧让实学派自发地产生了“移民扶桑、消灭普遍贫困”的想法。
而拿三不扯犊子的真正的东西，就是披着圣西门的“社”，和圣西门“实业主义”的皮，快速地完成了法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发展，和巴黎的现代化改造。
而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基石就是“产业有序发展、打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秩序无政府状态、让银行业和国家信贷作为产业的指挥棒、由专业精英组成的官督商办”。
在这里，精英，作为大脑。
国家信贷和大银行，作为手臂。
由大脑指挥手臂。
再由手臂指挥产业。
圣西门的经济思想，主线非常的明确。
一：保留私有制。
二：精英领导。包括产业资本家、大商人、银行家在内的实业委员会，来指导社会运行。
【有天才的人应在适合的岗位上保持完全的独立，给予他们极大的尊敬，授予他们对社会财富、社会金钱的支配权】
三：承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利诱之。
即：【保护私有制，承认私有制。应当利用私人利益的诱惑力，以国家政策去推动、引诱他们，将资本投入到运河、铁路、桥梁等真正的事业。以及促进排水、耕种、灌既等工作】
【把富有的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吸引到实业中去。不仅不要指责他们，反而要保护他们从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中获取正当的利益】
【私人利益是可以指导公共利益的唯一动因。】
简言之：有利于社会的产业中获取正当利益的行为，也即工业、商业，产业，是“最大的慈善”、“人民的富豪”、“工业资本家就是最大的慈善家”。
四：非暴力，害怕法革那样的全民参与和觉醒，相信王权、皇权。把希望寄托于皇权至上。
【改革家，不应该用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只需要一群真正的精英，真正的读书人，编制国家预算。再由国王的一道敕令，即可完成变革】
而李欗想的这些玩意儿，实际上一点不稀奇，以为这和大顺的传统过于契合。
不管是深入到骨髓的小块地产下塑造的私有制情怀，还是精英主义政治、亦或者是相信皇权。
都过于契合。
于是，刘玉笑道：“这一套，这不就是蒸汽机时代下的【五均六筦】、【官山国轨】？”
“实学一派，选拔举人进士，而为轨官。”
“以银行业，行五均六筦事。”
“士绅地主不知工业之利，则以教化辅左、暴力强制将他们的金银纳入工业发展。”
“殿下刚说完不可成‘建兴新政’事，转手却又来了一套新的‘建兴新政’啊。”
李欗亦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彼时若有蒸汽机、铁路之前景，王莽也好、荆公也罢，缘何还是要把一切建立在农业上？”
“五均之贷、青苗之法，虽说拿的是利息钱。可这利息钱，不还是从农业上来的吗？”
“本既不变，标便是花样无穷，那也是一样。”
“建兴新政、荆公改革，其本，仍在农业上。包括如今实学兴起的显学，移民扶桑、垦殖得利而循环，其本仍在农业上。显学之说，说到底，还是觉得，投十个钱在垦殖上，能收回二十个钱，靠着这种不断增值，最终完成大迁徙。”
“但我观国公变革，尤其是扶桑移民一事，发现国公根本不认为垦殖、也即农业，尤其是跨数万里大洋的农业，能完成这种增值循环。国公的移民事，是建立在工商之上的，农业只是辅助。”
“是以，此一时、彼一时。”
“国公要非说，这就是蒸汽时代的【五均六筦】、【官山国轨】……那或也不错。”
“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五均六筦】、【官山国轨】，关键在于，这是【工业】的五均六筦管山国轨。”
“其实，我在赌一件事。赌，二十年后，铁路运输能做大运河用；赌二十年后，火轮船可以跨越大洋迁徙成本极降。”
“若赌的成、赌的赢。”
“那么，以我所论，强制赎买乡绅地主土地，按照每年5%的利息给钱，本金投入工业做强制死期工业债，二十年后返还本金。稍微一算，便可知道，二十年后，本息合计就要翻一番。”
“垦殖既行不通。除非有几亿亩随时可垦的荒地就在中原九州，否则垦殖这条路，不可能持续下去，以垦殖之利推动移民。”
“唯有工业，或有可能，二十年后，将这些资本翻一番。也即能让这一套玩转下去。”
“而我觉得，天朝的问题，在于基建和物流；在于铁路、火轮船；在于运输、运货成本。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便不再是问题。至少，不再是一个悬在头顶的不可调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