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通过学校里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王秋很早就知道旧社会的工人阶级同时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无比悲惨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种字面意义上的“悲惨”，在他的脑海中基本上只是一个空泛而又飘渺的概念。由于没有具体实物可供对照，他原本还以为充其量也就跟现代中国的血汗工厂差不多。但是，如今看到这些活生生的恐怖例子，却让他简直说不出话来……
——实在是没话可说了！跟民国年代这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阶级堪称是敲骨吸髓的严酷剥削相比，现代中国绝大多数所谓的“血汗工厂”，恐怕都能够称得上是人间天堂一般的福利工厂了！
其实，这应该要怪王秋看书囫囵吞枣，不注意联想和分析——课本上都讲了英国资本主义初期是“羊吃人”，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早期工人的生活要比农民差得多，必须把他们的田地化为牧场才能将他们赶进工厂，第二，他们进工厂之后并不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活生生地被机器吞吃！
总之，在资本主义兴起、工业化开始萌芽的初期，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只会恶化，而不会变好。
举个例子来说，工业革命初期，瑞典和英国都在搞纺织业，瑞典人的纺织厂，童工死亡率超过30%。英国人的纺织厂。保证无论你是谁，工人进厂三年就被累死——因为瑞典的纺织业在成本上比不过英国，最后被英国给挤垮了……“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恩格斯）”
站在后世的角度。许多现代中国人都很羡慕英国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蓬勃兴旺，鄙视晚清中国的闭目塞听和腐朽衰败。可是，如果你当真穿越到十九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去看一看……那么恐怕真的很难说晚清的农夫和英国的工人究竟哪一个更痛苦。
按照恩格斯的描述，当时英国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活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工业革命的结果居然是让人活得更惨了！
——没办法，在发明抗生素之前，一场淋雨导致的小小感冒，都能发展成肺炎。继而让一个健壮的成年人倒毙。另外。由于卫生环境不好，霍乱、疟疾、寄生虫、肠炎、痢疾、天花、鼠疫等各种传染病都要夺去大量人口的生命。而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尤为狭窄肮脏，人群的密集也有利于疾病的爆炸性传播，故而染病的概率远远超过其他社会阶层。
更要命的是，婴幼儿由于自身抵抗力低下，死亡率更是奇高。当时的英国工人家庭如果孩子生少了，很有可能一个都活不了，于是只有用拼命生孩子的办法。来确保至少有一两个小孩能活下来传宗接代。
正如《宣言》中描述的那样：“……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因此，恩格斯在著作中愤怒地写道：“……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
“……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够卑鄙的话，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他还尖酸刻薄地调侃说：“……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也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还不得温饱，无力养育后代，小孩全都受不到教育外加营养不良，五六岁就不得不进入工厂，随后又被操到了进厂三年必死的程度……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霸业，还真是用千千万万英国工人的性命和血肉换来的，要依靠不断吞噬和消灭自己的国民才能维持下去！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同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可以随便跟女黑奴上床，搞“配种试验”一样，英国和美国北方的工厂主也可以对自己手下的女工为所欲为，社会上根本不把这事当成耻辱……
因此，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废奴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有些南方奴隶主不胜其扰，于是找了些北方穷白佬，给社会上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道德家和被煽动蛊惑的黑人们现身说法。讲述一下北方资本主义工厂里的“自由人”究竟过着怎样“美好”的生活：“……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这种制度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隶制……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8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有人抨击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就更可恶吗？……”
鉴于上述惨剧，奴隶主们振振有词地宣称，比起这种所谓的自由工人，黑人奴隶的生活状况要好上百倍！最起码黑人奴隶算是主人的贵重财产。主人是要考虑财产的保值和增值。不能把他们往死里操的！
而黑奴们也是惊讶地发现，工厂里的自由人居然比种植园的奴隶还短命，日子还要过得更苦——至少他们在种植园里一般天黑了就能收工回去睡觉（夜里没法干农活），而工人们却要披星戴月地继续干到半夜；吃饭穿衣之类也都是半斤八两。工人老了几乎铁定要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去自生自灭，黑奴老了倒是往往会被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儿在庄园角落里颐养天年；由于生活的贫困，很多三四十岁的男工都过着单身生活，想要找个称心老婆的难度并不比黑奴小；此外，“自由人”的女工也和黑人女奴一样。都要毫无人权地被阔佬们随便操……上帝啊！如此一算，当自由工人还真是不如当奴隶舒服呢！这样的“自由”真是不要也罢！
因此。在整场南北战争之中，美国南方的黑奴们自始至终都并没有掀起大规模的起义暴动，来迎接北军“王师”的“解放”——因为林肯愿意送给他们的这种“自由生活”，实在是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总之，要不是看到了这样好似炼狱般的状况，并且认为这种社会不应该也不可能延续很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算是衣食无忧的上等阶级绅士，难道是吃饱了撑着杞人忧天，居然要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晚清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固然也不是什么乐园，但拖着辫子的中国农民，和19世纪西方那些“罐装的劳动力”，“会说话的牲口”相比，只要没遇到灾荒年景，至少还活得下去。直到进入20世纪，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终于在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之下解体，中国农村随即普遍破产，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才开始直线下降——所以民国时候的很多破落文人，会在笔下哀伤追忆地描写自己儿时的好日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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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资产阶级总是对世界报着温情脉脉的幻想，他们一边嘲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异想天开，一边又天真地觉得通过自己的温情可以感动统治阶级，劝说他们对劳动者让出一些利益来，让世界变得更和谐。
但问题是，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那些心中尚有良知，愿意善待劳动者的善良资本家，总是竞争不过残酷压榨出劳动者每一分每一厘血汗的邪恶资本家。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在纯粹的市场竞争下，资本家让出了利益就无法维持跟其它企业的竞争力，只有破产倒闭……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如此的残酷和血腥，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温情脉脉。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不到关税壁垒、税收减免、专项资金注入之类的必要扶持，反倒要承担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结果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凶狠百倍地压榨中国工人，才能压缩成本。维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这样一个“要么过劳死，要么失业”的死循环，中国工人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活路可选？
“……我现在算是明白，旧社会的中国革命事业为啥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都已经把工人折腾到了‘不革命就是等死，革命就是找死’的程度，日子过得比奴隶还不如，怎么还能让人不造反？”
在听着这些工人们吐苦水的时候，王秋忍不住对杨文理教授嘀咕说，“……可咱们那会儿的欧美资本家怎么就变得心慈手软了。各种社会福利层出不穷，以至于把欧洲人养出了‘富贵病’来？”
“……记得切.格瓦拉在游击战失败之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杨教授抬了抬鼻梁上的老花眼镜。幽幽地说道，“……如果没有绵延上百年的国际共运斗争和世界各国工人的鲜血，以及在二战后席卷全球的运动风暴，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劳动者都别想从资本家的口袋里多掏出一个铜板。这帮家伙向来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除非有人把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可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做的，在红军离去之后，他们没有给老百姓修学校和医院，更没有提高他们的工资。而是选择用一场接一场的大屠杀来‘维稳’，这样看上去更加简单省事。”王秋反驳说。
“……所以蒋家王朝到最后就只有垮台了。而资本主义列强却生存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欧美列强的治国水平都跟蒋光头看齐，在冷战时期继续屠杀和虐待本国工农，而不是推行福利制度的话，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早该赤旗插遍寰宇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核战废土副本，整个人类文明一块儿完蛋！”
杨文理教授一脸淡定地答道，同时伸手指了指面前这几位病骨支离、未老先衰的上海工人，“……说真的，跟他们如今在工厂里等着‘被过劳死’的生存处境相比，辐射废土的生活似乎也未必有多么糟糕……”
“……”王秋仔细一想，发现还真的很难说辐射病和肺结核到底哪个更让人痛苦，不由得更加骇然。
——如果人民被压迫到了宁可毁灭地球也要跟资本家同归于尽的地步，那么人类还真是铁定要完了。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有工会组织的监督、国家法律的保护，让资本家不能再撕下脸皮穷凶极恶，有较为先进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相对宽裕的物质生活，使得工人的身体条件能扛住资本家较长时间的压榨，再加上较为宽松的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流动性，这才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阶级矛盾，营造出一种繁荣和谐的景象。而且，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不断蔓延，社会矛盾正在转到新的方向……
归根结底，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而资本的凶残本质从来都没有变化过——劳苦大众不经过殊死斗争就没有福利，不时时提高警惕就等着已有的福利被逐渐剥夺……如何安抚群众，维护国家稳定，是国家和政府要考虑的事，在资本家的内部竞争中，确实是谁更没下限，谁就会赢！”杨教授冷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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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秋和杨教授窃窃私语的时候，诸位地下党工友的“诉苦茶话会”还在继续。临到末了，一位在前年从美国回来的华侨，也讲述了一下他亲眼目睹的美国大萧条奇闻。
如果说，此时中国工人的苦难生活，还有一定的天灾和战乱因素，并且有很多人真诚地认为，只要天下恢复太平，一切就都会好起来……那么美国人如今在大萧条中的悲催生活，就完全是资本家在作孽了。
——成桶的牛奶被哗哗地倒进下水道，健康的活牛被丢进密西西比河，棉花、葡萄和小麦烂在了地里，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还合算，而千百万的城市居民却买不起那些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
当时，全美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被房东赶出门外，在美国全境到处流浪，露宿在丛林、公园、街头、车站，依靠偷窃和乞讨为生。仅仅纽约一地，在1931年就有至少两万人饿毙街头！自杀者更是数不胜数！
那位美国华侨也在大萧条之中失去了工作，沦为了流浪队伍中的一员，并且对这个突然降临的悲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明明既没有天灾也没有战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什么却一边是乡下满地的农作物没人收割，另一边却是城里满街满巷的饿殍？这不科学！
这个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直到他辗转回国之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那真是上帝的旨意，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于是他便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胡总政委的地下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