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一五计划已多次讨论，数易其稿，反复参详，各部门、各阁员也提了很多意见。”秦时竹看了看众人，“这项计划关系到国家未来长治久安的基础，今天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对此进行再次讨论，然后决定是否采纳，考虑到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正式会议开始前先请皙子先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也算是我三个月的国情咨文。”
杨度清清嗓子就念了起来。
“国际方面，最重要的局势变化就是巴黎和会结束与《凡尔赛条约》签署，英法美三国除山东问题支持我国立场外，其余关于租界地位、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等诸多内容均借口不属于和会内容而予以拒绝，从目前国内舆论来看，绝大多数媒体都认为英法蛮横无理，只凭强权说话，完全背离了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的精神，因此，国内舆论反弹强烈……”
秦时竹插话道：“对巴黎和会，我本人一贯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当时只派了顾次长去法国，没让唐总理成行。对英法这些帝国主义，我认识得再清楚不过了，都是只能拳头不认理的国家，一丁点儿幻想都不能有，山东问题上之所以他们拒绝日本，绝不是什么别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狠狠教训了日本，这充分说明，国家地位不是谈出来、祈求出来的，而是靠自己争取的，要想避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唯一的途径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杨度继续说道：“……从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其他都不错，唯独经济情况非常不理想，与国际市场上各类货物价格大幅度下跌、商品滞销的情况相类似，国内也出现了同样的苗头，虽然程度还不算很严重，但异常值得警惕。日本几个月前出现了“米骚动”，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到现在还未平息下去，我们目前虽然社会秩序良好，但不代表将来也安如磐石。如果经济恶化，市场萧条、工厂关闭、民众事业，各种各样的社会动荡在所难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欧战结束以后，列强必然重新把目光转向远东，中国首当其冲，为什么他们不同意在租界、关税主权、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上让步，恰恰是因为他们希望凭借这种特权来重新占领我们的市场，输出经济危机，是故不得不提早应对……”
秦时竹补充道：“我说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我看过财政部最新提交上来的报告，谓今年整体进口比去年增加一倍，下半年增速更快于上半年，虽然出口也在快速增加，但顺差急剧减少，这种外贸形势的逆转，既有经济气候变化的原因，更有国际政策变化的原因。原本因为欧战供应迫切，英法等对我国产品采取低关税甚至零关税政策，现在大战一结束，立刻翻脸，不但大幅度提高关税，而且还有采购商赖账，原来最赚钱的棉纱、布匹、面粉、钨、锑、钢材等物资全面滞销，而大量廉价的进口货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市面上已有个别企业因为投产太晚、设备购置成本太高而陷入困境，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众人都是静静地听着，秦时竹说的，当然都是事实，这些阁员也能够切实感受得到。不过，虽然感受一样，但经济管控的理念却是大相迳庭。按唐绍仪等人的思路，供应必然要和需求相匹配，现在战争景气消失，需求减弱，生产必然过剩，在这个时候，市场就会自动发挥作用，淘汰那些质次价高、效率低下的企业，保留下来的才是适应市场需要的精华。政府的作用不是去扶植必然要倒闭的企业，而是想办法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避免恶性竞争。
而按照秦时竹的思路，既然需求不足、供应过剩，那就需要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维持稳定。这样一来，两人的思路截然不同，一个是“自由主义”，强调自生自灭，一个是“计划主义”，强调政府管控。虽然这只是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但由此连带引发的内阁成员的意见分歧也开始出现，很多人私下评论说这是“府院之争”。不管表面上怎么说，很多阁员对唐绍仪还是持赞同态度的，毕竟政府不是慈善家，没必要也不可能救活每一家企业。
但具体到外面，却又有一番光景。消息传出后，除了国社党对唐绍仪的理论表示谨慎支持外，进步党和国民党党团却旗帜鲜明地支持秦时竹。道理当然是明摆着的，进步党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工商资本家，名下都有大大小小的产业，如果政府能出面稳定经济，保障需求，自然是最好不过，而国民党的议员，工商阶层的不必说，很有一部分自命为劳工代表，倘若经济萧条、工厂关门，那厂里工人岂不是全体要失业？于公于私，都要起来呼吁。
因此，就形成了异常迥异的情况，外面是支持秦时竹的多，但国务院各阁员反而是支持唐绍仪的为多。唐绍仪当然明白，现在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和政治挂上了钩。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只要任何问题与政治挂上钩就没法回避，只能勇往直前地走，要么成功，要么被炸个粉碎，绝没有后退、回避的余地。别看国务院持保守立场的阁员较多，很多人也明里暗里赞同自己的观点，但那是因为秦时竹还没有真正要求他们表态，真要是现场表态，能有多少人支持自己就不好说了，这次总统办公会议，未尝没有这种考虑在里面。
况且，就算是支持自己又能如何，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挤破脑袋想当官的人多得是，别看民国官员没有前清时节威风，各类暗地里、灰色的收入也在减少，但明面上优厚的俸禄，各类退休保障制度，都让人无比趋之若鹜。再闭塞的人，都知道民国每年的三大考，而9月份的公务员考试，特别是高等文官考试更是重中之重，一个普通官员都牵动社会关注，更迥论内阁成员这种文官最上层。他唐绍仪前清做过巡抚，民国做过两次总理，官早已经当够了，别人怎么想可还是未知数呢。更何况这次又不是讨论怎么卖国，而是纠结怎么治国，还是那句话，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只要总统今天露出换人的口风，明天扑过来想当官的就能从总统府一直排到前门大街！
杨度还在阐述总统国情咨文的内容：一战结束以后，国内经济情况开始有了逆转，首先是各国的剩余物资开始涌现，转向远东销售，中国市场尤其是重点。一来中国的关税仍然较低，前清时节定下的关税是5%，民国三年利用废除厘金的契机，政府将其提高到了7.5%，后来又成功利用了一战的形势，迫使各国同意将关税提高到12.5%，但哪怕是12.5%，相对于主要工业国仍然是较低的水平；二来向中国进口变得有利可图，中国经济在大战期间大力发展，国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由于中日战争获得胜利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再加上各国，华元币值保持坚挺，在欧美列强币值争相贬低的时候，华元实际汇率上升了30-40%左右，进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以钢材价格为例，1919年4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后，到1920年10月份，国内钢材价格已下跌了三分之一，而国际市场的幅度更大，接近40%，再考虑外币的贬值因素，哪怕加上12.5%的关税，进口钢材依然比国内要便宜。
其次是市场萎缩、需求降低进一步制约了产品的销售渠道。各国原本在远东的订单差不多排到年底，但战争一结束，形势就逆转了，各国宁可订金不要也不愿再履行合同的，北方战争在签订《鄂木斯克条约》之后也结束了，虽然国防军的订单不见得会取消，但国防军都是短期订单，最多也就维持到当年年底。工商联、全国总商会已做过估计，如果1919年订单指数为100的话，1920年将会是87，而1921年是69,1922年恐怕只有58了……换句话说，如果形势不变，需求将会萎缩4成。
最后是生产规模仍在急剧扩大的现实加剧了矛盾进一步恶化。除北方集团等少数企业在一战爆发前就大规模扩充生产能力外，其他企业都是在战争时期逐步扩大的，1918、1919的订单需求更是加剧了这种刺激。仍然以1919年的生产指数为100,1920将会是120，1921会是143,1922才有可能保持下来，换而言之，需求萎缩4成，生产扩大4成，中间不匹配的程度加剧2倍，再考虑进口冲击、出口受阻的情况，只怕恶劣3倍都不止。
中国经济，已经在悬崖边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