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元义已经有一阵子没来西湖证券/债券交易市场了。但今天刚一来，这里热闹的景况差点吓坏了他：啥时候开始这里这么热闹了？大群认识不认识的、常出现和不常出现的人，都在这里谈笑风生、聊天扯淡，偶尔有人在不经意间达成了某项协议，然后便拱手告辞，心满意足地离去；但更多的人仍旧坐在一起，一边磕着瓜子、一边喝着进口的上好宁波茶，极为耐心地在商谈着什么。
不过邵元义也只是稍稍一想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人可不就是来谈融资的商人和放贷者么？至不济其中有几个投资债券和股票的济宁帮商人，但最近上头不是说要打压食利者阶层么？他们怎么还在外面蹦跶得这么欢？
两三千元的债券销售，对邵元义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了，因为这意味着他要把手头几乎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借给人家，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说非常不明智。但考虑到这个业务是熟人介绍的，也有海军部某位高级军官做担保，抹不开情面之下邵元义还是答应了：总额两千五百元的五年期记名债券，年息5%，今天来就是与人到西湖债券市场登记备案。做一下最后的手续。
通过西北垦殖银行将钱还划拨到位后。双方也没有过多客套就握手道别。而这也正符合邵元义的心思。他现在对别的事都没太大的兴趣，脑海里一门心思地想着最近自己老丈人透露来的消息：那就是别学那些济宁帮的“食利者”们扰乱市场秩序，赚自己该赚的钱，尽量把资金投到实业方面，实在不行的话就投资铁路建设债券（收益也就比通胀高一些），千万别学那帮济宁人拉帮结派，用高利贷盘剥急需资金的实业家。
邵元义其实对那帮济宁人的所作所为也早有耳闻了，他们放贷的利率一般都在10-20%之间。高得吓人。而且步调出奇地一致，一帮人以同乡的名义建立了攻守同盟，在西湖市场这个刚刚有了雏形的民间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好不威风，让急需资金的实业家们痛恨不已。不过这些济宁人的理由却也很充分，那就是无论以前的大明还是现在的欧洲，私人借款的利息都不低，10%以上是正常水平，因此他们的行为也很正当。
不过不管他们的理由多充分，中央恐怕都不会再容忍这些人胡搞了。欺行霸市、操纵市场、不正当竞争之类的罪名随时会栽到他们头上，下场不言而喻。邵元义估摸着。当初那帮整天坐在大户室里的济宁商人搞不好就要栽进去几个，摇旗呐喊的也免不了被罚款警告，想想当初自己被这些人排挤的惨状，真是大快人心哪。
自己的老丈人说得对，有钱就要走正道，把钱投到实业上不是比操纵市场更有价值吗？说实话，如今的这东岸国做生意的环境真的是不错，不但百姓富足、国势蒸蒸日上，这政府、朝廷对开厂办作坊的投资者的关爱呵护那也不是假的。各大国有银行但凡有点额度，都会不吝贷款，实在不行的话再去西湖债券市场上向私人募集资金，也总能搂回来个仨瓜俩枣的，经商环境空前得好。
邵元义不是没见识的人，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聊得来的外国商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从他们嘴里叙述的旧大陆经商环境就能了解一二了。在这个年代的欧洲，除了阿姆斯特丹市场外，说实话还没有一座城市有像东岸共和国的西湖债券交易市场这类的融资场所——即便是在素有商业传统的热那亚、威尼斯，这种方便快捷的私人融资市场也很难见到，这很显然阻碍了欧洲各国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最近县里面组织一些乡间富户、企业主之类的人开会，会上就有来自兵团堡的资深讲师说道，东岸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除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事情外，其他的大多要靠各国的企业来展开，毕竟抢占市场、争夺利润主要还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故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层面。
基于这个思想，东岸共和国政府不断调整、优化自己的政策，调动一切资源给企业提供便利——特别是那些依靠出口、能为国家带来好处的企业——以使他们与欧洲的同行展开激烈残酷的竞争，而在这些政策中，金融政策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众所周知，在这个年代的欧洲，除开“奇葩”的商贸中心阿姆斯特丹以外，各主要国家都秉持着重商主义思想，视贵金属为命根子。一旦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盈利，那些流入的白银恨不得立刻送到铸币所去铸成金银币储存起来，而这很显然限制了金银的流通。再加上货币信用机制不发达，故欧洲很多国家市面上的资本供给往往就等于货币供给，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令人蛋疼的情况，那就是企业流动资本的短缺——当然欧洲人早已习惯了这点。
不过这在东岸却不是什么问题，东岸的贵金属管理总局极其重视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量，经常和梅机关统计处合作，调查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就会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进行调控，以使市场的流动性始终保持充足，稳定金融市场，造福广大人民和企业。
除此之外，就不得不提到在政府诱导下民间资本聚集而成的西湖债券交易市场了。因为任何有志于创业的个人，以及需要资金扩大生产的企业主们——哪怕他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作坊式企业的主人——只要有合适的担保物，另外再通过政府的备案批准，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公开发行债券或出售股份，以获取急需的资金。
邵元义长期在这个市场上行走，这些年他已经见过太多依靠出售股份换取资金而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特别是竞争最激烈的机器制粉业），要知道东岸的很多商品可都是靠那些无论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非常小的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些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对华夏东岸共和国来说也至关重要，而恰恰是一个健康有序的西湖融资市场给了他们生存及发展壮大的土壤。
而欧洲此时有这种融资非常方便快捷的市场么？很遗憾，没有！除了阿姆斯特丹外，欧洲的大部分融资行为均发生在相互合作多年的朋友之间，靠的是世代累积下来的信用，封闭性非常强，这造成了资金的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也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发展工商业，这显然会导致国家的竞争力下降。
说真的，东岸政府的执政者们果是人杰！本朝目前正在运转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几乎就是为了发展工商业而量身定做的，远不是旧大陆那些在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进的落后国家可比的，当然更不是大明这种封建国家可以望其项背的。想到这里，邵元义顿时觉得这东岸国果是天命所属，不然焉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治国经世之才？
再加上国内如今兴起了好几所培养商事人才的学校，很多财务、管理、经济之类的课程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邵元义以前曾经掌握过大明商铺的记账方法，同时也下力气钻研过在欧洲流行的“意大利会计法”（复式簿记法），可他发现这些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知识在政府于企业间推行的所谓“现代财务管理制度”面前，完完全全就是渣啊，根本不值一提！
无论是大明还是欧洲，与东岸国之间的差距真是全方位的。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多的其实体现在老爷们常说的“体制”上，即他们的体制是否真的适合工商业发展，是否“束缚了生产力的进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还有就是人的观念问题，旧有“封建残余”（如行会制度）的阻碍，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问题，都在阻碍着大明、欧洲等旧大陆国家的进步。
“果然一张白纸好作画！”邵元义现在不由得对大老爷们曾经说过的这话击节赞叹了。试想如果是在大明，你要推行理想的制度，首先就要和无数的旧势力和旧观念做斗争，很多时候不得不妥协，而这就导致了改革不彻底，留下了封建残余。
等到曾经锐意进取的、有威望的领导者故去，如果新上台的领导人限于眼光、见识或者手腕上的不足，改革往往就可能半途而废甚至还开倒车，那样国家的进步自然也就很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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