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战略发展方向之争中，赵昺一直处于劣势，但是他仍坚持自己先据东南的观点，并不断试图说服众臣。玩儿过围棋的人，尤其是初学者起手往往都喜欢占角据边，形成稳固的局势后再向中心发展，因而有‘金角银边’之说。而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也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所以历史上群雄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
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且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也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住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则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所以说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自可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亦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
从这个角度将西川和东南都处于同等地位，但是赵昺知道历史可以借鉴，不过没有事物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乃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
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变的举足轻重了。
当前蒙元定都大都，也就是现代的北京，正处于河北的范围之内，而山东正是东南之翼，占据东南谋取山东便可对河北形成合围之势。但是占据西川谋取中原，首先要攻取关中，再下河北，而陕甘紧邻蒙元旧都，将处于敌方的两面夹击局势。且兵出垅中处于仰攻姿态，在战术上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割据四川鲜有北伐成功的，却多被敌所灭。
赵昺在试图说服众臣的时候，大家也在设法让他从谏随流，又从人文、物产、民风等多方面劝谏。他以为其中不能说不无道理，但也存在偏颇，其中的许多情况已经大为改观。
他们称古人常言南方民风柔弱，一纸可安。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南方百姓也没什么抵抗的心思，而北方民风彪悍，尤其是西北和河北等地更甚。且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多以打猎为生，以肉食为主，运动较多，身体较为健壮；而汉人则以面食物为主，锻炼较少，自汉朝以来就推崇儒家文化，主张追求功名利禄，素质可见一斑。
赵昺对此不以为然，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记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
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后世更有号称天下强兵的广西狼兵。
再有在物资供应上，赵昺也承认可用矿产资源和矿产开发能力上，跟冷兵器最相关的是煤铁资源，北方占优，而且一直持续到现代。粮食及肉类的供应，北方传统的农作物有稷、黍、糜、小麦、高粱等，对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产量比较稳定，有利于做战略储备。
不过宋代以后占城稻的引种已经改变了这种局势，一年两熟已成普遍，除非发生大面积灾害，否则军粮是有保障的。肉类的供应是成问题，赵昺在才琼州也深有体会，但是他成功的利用江海中的鱼类解决了蛋白质缺乏的窘境，各军之中食鱼也成为习惯。而南方水网密布自然不会缺少鱼类补充，且要比养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北方适合养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边地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极大，野战中骑兵面对步兵有绝对优势，步兵打不过骑兵就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结果，打得过则很难追击扩大战果，赵昺承认骑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获得战马之难，现在琼州军也正因为战马数量不足难以进一步扩充。
不过想用步军出西川与敌军的骑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主意，而琼州水军敢说天下无敌，即可在海中杨帆远征，又能在内河中纵横无阻。可关中地区缺水是常态，东南确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击敌所长呢？再有江淮地区水草丰美，虽比不得北方适合牧马，但也可以一解缺马之虞。
另外众臣所言的困难，无论是取西川，还是占东南都同样存在。由于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北方相对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南方相对很难。容易统一的北方地区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资源优势，向南则易于各个击破。
北方相对寒冷，有较为漫长的冬季，而南方相对温暖，冬季短暂而且基本没有冰冻。这样的气候差异使从北方向南方攻击的时候气候影响相对较小，而从南方向北方攻击的时候则受气候影响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来之后，很少见过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时节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作战。而且冬季的后勤补给会非常困难，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失败。
赵昺认为如今蒙古人已经统一全国，这就是个伪命题，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而割据东南也非一无是处，他记的后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
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尤其是宋的南迁更迫使北方流民陆续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本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为广泛了。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
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也并非没有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赵昺清楚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民心所向，东南才是最好的反攻据点。这让他难以理解为何行朝的朝臣们却一心想要去西川，后来想想也许是朝廷的倾覆让他们失去了再度经营东南的信心，觉的当年靠举国之力与敌麓战四十余年都未能阻挡蒙古人铁蹄，不若前往西川这个封闭之地得以苟安。至于攻取关中，进取中原只怕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
胆怯和懦弱及苟安的思想的存在，使得西进成为了行朝的主流。而赵昺此刻当皇帝正‘上瘾’呢，当然不想只做个西川之主了，却要恢复旧地，重返中原。可是两派争执不下，久议未果，此前他还不着急，可以坐山观虎斗，想着大家吵吵更健康。不过当下忽必烈将死，蒙元内乱将起，他自然不能再等下去，可如此形势下形成统一意见却也不容易。
如今杨琏真迦来了，使他有机可乘，赵昺相信在皇陵被盗掘的情况下，西进派对这奇耻大辱仍能忍下去。而若其还固执己见，只怕他们的官也当到头了，虽然自己做的也不光彩，甚至可以说十分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