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同意遣重臣主持征西,但遣何人前去,又如何授权呢?”赵昺看向俩老头儿沉着脸言道。
“这……”刘黻听了面色一喜,可转眼即逝,他看向应节严却没有作答。
“陛下以为何人合适呢?”应节严也没有马上作答,沉吟片刻又看向小皇帝道。
“朕以为此次出兵虽是以夺得重庆为作战目标,但是战争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发展有所扩大,如此也将主持整个川蜀的防务及牵制陕甘之敌的重任,因而此人不仅熟知军事,且要有主政一方的能力。”此前两人力求遣重臣主持征西,但说到人选又犹豫起来,赵昺想了想言道。
“陛下所言极是,但是此人要德才兼备,尤其是要忠于陛下!”刘黻点点头道。
“嗯,川蜀远离中枢,主持之人确是要选一个干臣。”应节严点点头道,不过面色也是有些沉重。
皮球踢了几个来回,双方都冷了场,赵昺看着俩老头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又有些好笑。其实谁都知道主持川蜀军政乃是位高权重,但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南渡以来主持川蜀的历任官员都是下场凄惨,让人视之畏途,避之不及。
川蜀地区地形封闭,也是少有的富庶之地,可与江浙相媲美,但也是山高皇帝远之地。这块平和之地在朝廷南渡之后却骤然成了军事重地,抵御金、蒙入侵的前线,为朝廷所重视,派遣重兵大将防守。
宋廷针对四川防御体系布置之措施,大体而言,宣抚使为指挥单位,可对四川防御体系发号施令,川北诸军为作战单位,制置使权位低于宣抚使,对川北诸军亦有指挥权,都统制仅可控制该都统司之部队,无法统率川北诸军,后勤单位可控制财权,宋廷先后以随军转运使、都转运使以及转领掌握之。
为南宋为抗击外敌,于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前往四川设置防御体系,高宗因对张浚信任,而以其宣抚处置四川,并授以便宜权,可掌理四川之全权。但由于张浚将便宜权授予属下程千秋及王以宁,或是属下官员滥用便宜权。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抚司所遣官,如有合从权措置如事,自合申听本司’,仅限宣抚处置使司掌有便宜权,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隶川、陕宣抚司节制。其后因张浚属下李允文杀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诏李允文落职,令其还川陜宣抚处置使司供职,此事件虽未导致张浚受罚,限缩张浚便宜权范围,却显著减弱高宗对于张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张浚便宜权。
宋廷此时仅是限制张浚在四川之权力,仍希望张浚在四川筹措防务,但在富平之战后,由于宋军大溃,张浚谋求挽回颓势,极力筹措粮饷,遂与宋廷发生财政争论,终导致宋廷将张浚召回。但赵昺以为张浚去职主要还是因为其职权过度膨胀,招致宋廷疑惧,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张浚去蜀后,宋廷为符合宋金战争之需求,亦为调整四川军权及财权关系,在四川施行一连串措施,逐步将四川军权与财权分割,并调整宣抚使职权,不复在四川常设,任期不定,且事毕则罢,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开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启战端,其后又需面对蒙古之挑战,宋廷遂再次改变对四川政策。
由于宣抚使手握便宜权,掌握四川之全权,宋廷恐惧其职权过大,遂逐步对其裁抑。将宣抚使司对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为申状,压制宣抚使职权,并为分王似之权,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副使,又削夺宣抚使之军权,改由都统制吴玠负责措置边防。
在富平之战后,宋廷便开始限制宣抚使之便宜权,却导致都统制吴玠之崛起,因独掌军权而为宣抚副使,更将宣抚使兵权改由都统制吴玠掌理,承认其对川北诸军之指挥权,四川因此进入武臣宣抚使时期。吴玠掌握军权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因此陷入两难之尴尬局面,必须依赖吴玠等吴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筹备防务,以高官厚爵笼络之,另一方面又必须防制其权势过大,不复在四川常设宣抚使,以分化四川事权。
宋廷同时针对宣抚使之人事权进行限制,武臣方面,按南宋武臣官名,地位由高到低依序为都统、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军中武职原由大将或宣抚使自行任命,绍兴议和以后,宋廷规定统制官以上武官由宣抚司推荐,枢密院授予付身,都统制可自行辟任其余军官,23藉由掌控高级将官之任命权,以强化对四川军权之控制。
至于文职之派授,原可自行任命四川官员宋廷遂逐步限制宣抚使之军权,但张浚出蜀后,宋廷限制宣抚使军权,都统制吴玠因此掌握军权,宋廷承认其对于川北诸军之指挥权。但吴玠以拥有军权而为宣抚副使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又在四川暂时取消宣抚使之设置,改以职权较低之兵部侍郎胡世将为安抚制置使,以避免与吴玠之职权爆发冲突,仅有官员部分人事权。。
由四川粮运问题冲突观察,宋廷此时之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为安抚吴玠,以其人马任职转运使司,默许其对财权之控制,一方面又恐惧吴玠掌握财权后之不良后果,试图压低吴玠人马权位,且由中央派任转运使以分其权。
绍兴九年九月,因吴玠病死,原安抚制置使胡世将由权主管宣抚司职事改为宣抚副使,又因指挥宋军抵抗金人,导致其声威日隆,便宜权自‘如遇军事及赏罚等,待报不及,许一面便宜施行’,仅及军事和官员赏罚,扩大至官吏黜陟,等同于张浚之便宜权。对武将之控制力亦因此提高,由于杨政及吴璘仍必须听命宣抚使节制,郑刚中仍能以其职权强迫两人听命。
但伴随着郑刚中因兼掌财权,招致朝臣攻击而去职,宋廷因此裁撤宣抚使司,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因统领吴玠旧部,又因胡世将为分郭浩之权,以吴璘同节制陜西诸路军马,逐渐在陕西诸将中居于领导地位。但宋廷对于宣抚使一职除授相当慎重,吴璘虽荣宠已极,但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海陵王南侵,宋廷急需四川发动对金军反攻,以减轻东南之军事压力,才不得不以宣抚使之职授予吴璘,命其率蜀军北伐。
吴璘虽与其兄吴玠先后以武臣身份出任宣抚使,但观察两人之职权,吴玠拥有四川军权,且对财权有一定影响力,吴璘仅有军权,虽曾命武人知州,如以阿林哲同知洮州、王宏知兰州等,但当时是基于宋金战争之需要,且宋廷规定‘凡文臣执政官为宣抚使,则总领官用申状受约束,武臣为宣抚使则抗礼平牒焉’,以限制吴璘职权向财权之侵夺,其职权显然远不如其兄。
赵昺以为武臣宣抚使之勃兴在吴玠为宣抚副使时代,宋廷虽以吴璘为宣抚使,但其职权受宋廷限制,局限于军权,其后吴挺虽世袭兴州都统制,但宋廷始终不以宣抚使要职授之,显示宋廷对武臣宣抚使忌惮之深。绍兴九年六月,吴玠病死,宋廷鉴于其之跋扈,又因其后宣抚副使郑刚中兼领财权,宋廷认为宣抚使权力过大,进而裁撤宣抚使司。
自吴璘死后十余年间,宋廷调整宣抚使职权,以其入蜀处置事务,且事毕则罢,任期不定,因此先后以虞允文、王炎、郑闻、沈夏、程松、吴曦七人为宣抚使或宣抚副使,吴璘、程松、吴曦均因率军北伐而为宣抚使,孝宗因吴璘病死及策应北伐,以虞允文为宣抚使,先后两次入蜀。
可见川蜀制置使及都统制均针对军队之指挥权而交奏于朝,显示宋廷以安抚制置使及都统制分领兵权,安抚制置使及制置使可指挥都统制,也说明宋廷不愿以一司独掌军权,而倾向使两司抗衡,可交奏于朝,以便于从中控制。
但基于与赵昺面临的同样原因——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宋廷控制不易。因此必须有一方面大将主持四川防务,吴玠死后,宋廷不得不允许吴璘、吴挺及吴曦世袭兴州都统制,因此形成四川吴氏将门。不过宋廷对吴氏将门之态度颇为暧昧,对他们并不放心,一方面以高官厚爵笼络之,一方面又极力防备其职权过度扩展,遂有一系列裁抑吴氏将门之措施。
宋廷压制吴氏将门方法有四:在四川设置三位都统制分权、召武将入朝封以高官、以大将之子为质以及利州路的分割。用这些非常之策,在赵昺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也是被逼的没招儿了。而另外的措施就是控制财权,来约束坐镇川蜀的大将。
正是由于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其经济有一定独立性,对临安之上供也多因军兴而被截用,导致‘四川财赋止供本路之费’,张浚入蜀设置防御体系后,财权多属于附属地位,吴玠在世时便对财权颇多侵夺。而川蜀向来是以天府之国自称,财税足以支撑一地所费,加上地形封闭,一旦失控就有割据称王的可能。
宋廷也是有感于四川财权被侵夺之危险,便于绍兴议和后,逐渐将财权独立,以加强对四川经济之控制,重命四川上供罗布等,增加贡品外,并让他们将四川内藏钱帛送交行在。而为打破四川经济之独立性,又先后命四川岁拨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余缗交左藏库以供国用。
宋朝君臣是用尽心思来防止川蜀发生激变,但也限制了镇守川蜀将领对于局势的掌控,在蒙古人来攻时导致一片混乱,成都城在敌来攻时居然无兵可调,仅纠集起三百衙役前去抵御,结果可想而知,一座重镇就这么被敌轻易得手,不得不退守重庆依靠山水之险来屏护江南。也正是因为如此,川蜀也成了朝中重臣们心中的一根拔不出去刺。
在赵昺看来,几位宰执和阁臣力主由朝廷遣重臣主持川蜀战事并无恶意,也是出于维护朝廷利益的角度出发,却依然没有跳出权力制衡的禁锢,希望能以此扼制武将割据之心。对此他以为是老几位说好听点儿是未雨绸缪,说难听点儿是多心了,他以为当下的形势已经不能与彼时相较,尚不具备割据的条件……
“臣以为当从宰执中选一位重臣前往川蜀主持战事!”沉默良久,应节严喝了杯水打破了沉默道。
“咝……遣宰执前往是不是过了!”赵昺听了吸口凉气道,“川蜀虽为战略要地,但历来朝廷只是以朝臣挂侍郎衔宣抚川蜀,以宰执前往尚无先例啊!”赵昺听了却是一惊,心中暗想别不是因为自己逼得太狠,导致老头儿要亲自出征吧!
“陛下,臣以为并不为过。”应节严捋捋胡须道,“当下入川作战是以湖广制置司所属为主力,粮草辎重也皆是由其供应。而湖广置使江钲原为殿前禁军都指挥使,后又为同知枢密使,早已位列宰执,以一侍郎前去主持战事,即便江钲大度能遵命而行,但其属下却难免会心存芥蒂,若是处处擎肘岂不坏了陛下的大计!”
“应知事所虑不错,若是仅以一部官员主持难免会处处受制,难以展开手脚。此外也难免会让江钲多想,另其心生怨恨!”刘黻也点头道。
“有理!”赵昺坐回案前道。刚刚应节严说的还是比较含蓄,而刘黻则直白的多。自己遣一阁臣前往,两者地位不对等,又难免出现争执,吃亏的肯定是朝臣一方。而如此也有‘以小制大’之嫌,令江钲心存疑虑,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信任……